1933年3月，中央蘇區紅軍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硝煙尚沒有散盡，蔣介石又開始調兵遣將，籌劃第五次“圍剿”了。
駐紮在福建的國民黨19路軍總部，一間不大的會議室裏，19路軍幾個最高領導人，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正麵對而坐，他們的臉上都帶著焦慮之色，這個秘密的小會他們已經開了足有兩個小時了。
淞滬保衛戰之後，蔣介石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19路軍調到了福建，和紅軍主力3軍團打了幾仗，最後都以失敗告終。此時，全軍上下士氣不振。
陳銘樞煩躁地站在窗前，一支接一支地吸煙。院內兩個傷兵大喊大叫什麼，一個女護士向傷兵解釋著什麼，陳銘樞聽不清兩個傷兵在喊些什麼，無心再看下去了，轉回身衝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大聲地說：這仗沒法打了，我還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的仗。
蔣光鼐籲了口氣，似乎很傷感地道：關鍵是我們沒了在淞滬保衛戰時的士氣。
陳銘樞掐掉煙頭，氣憤地：不打了，這仗不打了。
蔡廷鍇試探地問：和紅軍講和？
陳銘樞走過來，一手拉住蔣光鼐，一手拉住蔡廷鍇，小聲地道：我意已定，就看二位仁兄的了。
蔡廷鍇沉思一會兒瞅著兩人道：這不能不說是一步好棋。
蔣光鼐也說：我讚成，和紅軍打仗太窩囊了，要是和日本人開仗，就是拚掉隻剩下一兵一卒我也不會言和。
那就這麼定了。陳銘樞拍了拍兩人的肩膀。
這事定下之後，幾個人才籲口氣。他們隱約間似乎又聽到了在淞滬保衛戰中，那隆隆的槍炮聲，還有全體官兵同仇敵愾的喊殺聲，在他們內心深處，隱約地又有一陣激動在他們周身繚繞。
蔡廷鍇的眼圈紅了，他感歎地道：國破家亡，何時是寧日啊！
聽了蔡廷鍇的感歎，其他兩人都沒有說話，他們在盯著牆上那麵中國地圖，東北已經淪陷，日本人又把戰火燒到了長江以南。他們在淞滬保衛戰中，憋足了一口氣，誓與山河共存亡，那些日子，他們走遍了所有參戰部隊，沒有聽到一句怨言，輕傷不下火線，請戰的官兵到處可見。可自從部隊奉蔣介石的命令調到福建以後，以前那種情緒高昂的部隊不見了，他們垂頭喪氣地走向“圍剿”紅軍的戰場，最後慘敗而歸。士兵中罵娘的，開小差的多了起來。這樣的部隊，讓他們看了窩火又傷心。
瑞金紅軍總部會議室裏，最高“三人團”也在開會。博古麵前擺著彭德懷捎來的19路軍要求談判的信函。
此時的博古顯得很激動，他用手指不時地輕彈著那封信函，扶了扶鼻子上的眼鏡說：19路軍是中間派，中間派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強大了，他們要和我們談判；我們失利了，他們就會離我們而去。
李德背著手，又習慣地站在了那張地圖前，他的目光停留在福州上，正麵和19路軍交手的是彭德懷率領的3軍團。第四次反“圍剿”以來，19路軍接連吃了3軍團幾次敗仗，此時的19路軍把所有的部隊都後撤到福州附近。李德衝著地圖上的福州笑了笑，他轉過身衝博古和周恩來說：他們害怕了。
博古接著說：我們要吃掉它。
李德沒有說話，仍那麼胸有成竹地微笑著。
周恩來一直沒有說話，他手撫著桌上的茶杯在思考著一個問題，他想的是：19路軍到底是不是中間派，即便是中間派，就不應該爭取？如果19路軍同意放下武器，共同對付蔣介石，那麼無疑是對紅軍有利的；如果和19路軍共同攜手對付蔣介石的“圍剿”，蔣軍會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那麼“圍剿”也就不攻自破了。想到這，周恩來抬起頭，望著李德和博古兩人緩慢地說：如果19路軍真能和我們共同反蔣抗日，這對我們來說是有益的。
博古不耐煩地揮著手說：19路軍我看是靠不住的。
周恩來說：19路軍雖然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的利益，但我們應該看到他們和蔣介石之間存在著的矛盾，19路軍不滿意蔣介石把他們調過來打內戰，蔣介石又從政治上不信任他們，從經濟上卡他們，因而他們才有了反蔣的情緒。我想，在這種時候和我們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
博古在沉思，他沒有接著周恩來的話題說下去，他想了一會，抬起頭，衝李德說：恩來的話也有一定道理，即便19路軍靠不住，我們答應和他們談判，緩和一下戰勢，對我們也沒有壞處。
李德仍在那張地圖前看著。此時他想的是19路軍以外的事，他要在蘇區周圍建立起堅固的堡壘，把蘇區建成鐵桶一樣，與蔣介石的部隊抗衡，他甚至想象出蔣介石在他的“短促突擊”麵前無可奈何、收兵敗歸的情景，想到這兒，他又笑了一次。
剛才博古的話，他沒有聽清，這時他轉過身，看著博古說：剛才你說什麼？
博古又把剛才的話重複了一遍。
李德想了想說：既然沒有壞處，那就談一談。停了停又補充說：既然是19路軍主動和我們談判，那就讓他們來瑞金好了。
周恩來長籲了口氣。
博古又衝周恩來說：恩來，談判的具體事你安排吧。
周恩來試探地說：我看讓潘漢年代表我們談比較合適。
博古推了推眼鏡，點了點頭。
李德不耐煩地揮揮手說：我看這件事就這麼定了吧。
此時，李德的心思不在19路軍上，他要召集軍團長會議，布置他的堡壘計劃。對與19路軍談判的結果，他毫無興趣，談判成功也得打，失敗也得打，他不在乎多一個19路軍，少一個19路軍的問題。他要急於驗證一下，他的“短促突擊”怎樣才能更猛烈地打擊敵人。
1933年10月下旬，19路軍派出徐名鴻為福建政府及19路軍全權代表來到了瑞金。潘漢年作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接見了徐名鴻。
當時第五次反“圍剿”已經打響，洵口遭遇戰之後，黎川敵人36師來增援，把3軍團和5軍團的一部分部隊拖住了，部隊在堵擊敵人從黎川向團村進犯時，犧牲了4師師長張錫龍和15師師長吳高群。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李德在戰術上發生了爭執。劉伯承建議把3軍團東調，集中兵力尋找突破口，李德則認為應分兵多路各個擊破。劉伯承對李德的戰術頗有微詞，博古又緊緊站在李德一邊，支持李德的觀點，劉伯承無奈，長歎一聲，揚鞭打馬而去。
事實證明，李德的戰術是錯誤的，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便初戰不利，不僅犧牲了兩個師長，還損失了幾千人。
在徐名鴻來到瑞金後，毛澤東和朱德多次會見了徐名鴻和陪同陳公培，表示願意與19路軍在抗日反蔣上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