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取中原是既定方針，什麼時候入取，用什麼方針進取，範文程起了相當的作用。
四月七日，清廷決定大舉南伐。九日就正式啟程，攝政王多爾袞親自出征，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等均率軍前往。這次出動的隊伍空前龐大，滿洲、蒙古的八旗兵出動了三分之二，漢軍八旗全部出動，他們在鳴炮聲中啟程。洪承疇也隨軍前往。關鍵是這次出征非比一般，往昔入關，主要的目的是擄掠、騷擾中原，讓明朝的統治不得安寧；搶掠之後，仍然返回遼東。這次就不同了，入關的目的如範文程所說，是要“進取中原”。因而出征的大軍統帥是當時清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多爾袞，他這時的身份是攝政王，雖然他和濟爾哈朗同時輔政，但實際地位不同，從皇室親疏關係來看，他是努爾哈赤親生兒子，即十四子，且是愛子，而濟爾哈朗隻是努爾哈赤的侄兒；從權勢來看，多爾袞“刑政除拜，大小國事，九王專掌之”，他還有削減諸王貝勒預政的權力，使濟爾哈朗也退居多爾袞之下；從待遇上看，禮部議定，攝政王居內和出獵行軍的儀禮，諸王不得平起平坐，多爾袞實際享有皇權的榮耀。由他率領大軍南下，形同皇帝親征。對於這次出征的目的，多爾袞也明確表示：
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虜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
順治帝於初八日，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時，敕書中也說道：“特命爾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當然，那時清朝統治者尚不知道農民軍已攻入北京，崇禎帝已經吊死煤山，這從範文程的進言裏，也可以看出。他隻估計明朝“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並不知道明朝已亡，河北已屬農民軍。
清軍南下的隊伍龐大，行動緩慢，三四天裏，僅走了一兩百裏路。行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清朝統治者對當時形勢了解的還不太具體。十三日，清軍來到遼河畔。多爾袞決定向洪承疇谘詢軍事。洪承疇分析當前形勢並獻策道：
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將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縣，有開門歸降者，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況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誌驕，已無固誌，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騾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裏。及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可惜也。今宜計道裏，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倘仍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穀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騎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邊仍複空虛，則接踵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