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很鮮明，論據很充分，論證很嚴密。
趙良弼是那個時代並不太多的懂得珍惜百姓生命的官員，到了這個時候仍然沒有忘記當年為了避免戰禍而舍生忘死主動擔當通使大任的初衷，他的意見無疑是十分客觀而中肯的，可惜此刻的忽必烈已經聽不進任何反對東征日本的意見了。當然，忽必烈並沒有當麵否定趙良弼的觀點，隻是嘴巴上說著“好好好”，心裏麵想的仍然是“打打打”。
除了趙良弼，忽必烈的智囊，特別是儒士文臣們，也紛紛提出了反對意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受忽必烈器重的老臣王磐。他態度鮮明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力勸忽必烈在日本問題上務必繼續保持謹慎和克製。他苦口婆心地勸說道，現在正是南征宋朝的關鍵時期，應當集中全力，一舉滅宋，宋朝是曆史悠久、文化昌盛、經濟繁榮的大國，本來就不好對付，如果又分兵於東夷，恐怕會陷入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到時候就兩邊都難以成功了。等到滅掉南宋之後，再酌情考慮把修理日本提上議事日程也不晚。
如果說趙良弼用來說服忽必烈的理由是得了日本也沒有多大實際利益的話，那王磐則是從滅宋這個事關全局的戰略角度勸諫忽必烈暫時不要輕舉妄動。
忽必烈確實是廣泛地“聽”了意見，但並不等於他能夠真正“聽取”，其實他最想聽到的隻是大臣們支持他東征日本並且積極出謀劃策的言論。總之，此時的忽必烈，已經執意要開打了，但手下的文臣們對這一點似乎有些認識不足。
忽必烈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向他們表明了在日本問題上自己有多大的決心。
早在趙良弼等人第一次出使日本的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就派了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等人率軍屯駐金州等高麗的沿海要地，並規定大軍所需的糧餉，除少部分由軍隊自行屯田解決外，絕大部分由高麗方麵負責就近供給。同時要求，將原有的和新造的艦船全部集中於金州合浦一帶待命。
同年三月，由於原高麗安撫使阿海在征討三別抄作戰行動中的表現太過拙劣，忽必烈重新派來了忻都和史樞接替了他的指揮權。從這二人此番帶給王禃的忽必烈詔書來看，蒙古已經確信無法通過外交手段詔諭日本，下定了征討日本的決心。忻都、史樞帶來的除了忽必烈的新詔書，還有六千頭耕牛和大量的農具、種子，他們在鳳州建立起經略司，一邊屯田，一邊練兵，不折不扣地執行備征日本的命令。
至元十年（1273）二月，大元與南宋之間長達六年的襄樊大戰最終以南宋丟失荊襄重鎮的慘敗而告終。七月，元朝發布命令，對此前在襄樊大戰中俘獲的南宋降兵進行處置——全部熟券軍和生券軍中的老弱病殘均發給耕牛，劃撥土地，入籍為民，而生券軍中的年輕體壯且無家屬者，全部武裝押送到大都，等候發落。
宋朝通過發放一種被稱為“口券”的軍用憑證來支付錢糧養兵，領取這種口券的軍人被稱為券軍。其中，駐守鄉土的地方軍津貼低一些，領取熟券，被稱為熟券軍；機動作戰的野戰部隊津貼高一些，領取生券，被稱為生券軍。
萬萬想不到的是，當這一群戴著枷鎖鐐銬的戰俘頭頂烈日千裏迢迢被押送到大都的時候，忽必烈竟然當場宣布取消了他們的戰俘身份，樞密院還給他們重新配發了武器甲胄和一筆數額不小的安家費，然後又將原有建製全部打亂，重新進行了整編，選派蒙古、漢人軍官充實進去擔任各級官佐。
“皇帝陛下萬萬歲！”這支不久之前還充滿敵意的軍隊因絕處逢生而喜出望外，如同集體染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1〔1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稱人質情結、人質綜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一般，瞬間就紛紛表示要為新的統帥效忠了。不久，他們就將作為帝國軍隊的先鋒，東征異國，投身於開疆拓土的戰爭。
九月，王禃再次上書元朝中書省，以國小地狹，連年荒歉為由，希望元朝能夠把駐守金州的生券軍調回元朝境內的東京路。
忽必烈沒有答應，不就是想找我要點糧食嗎？我馬上叫東京路給你送兩萬石大米來。至於撤軍嘛，你提要求前也不先看清楚眼下是個什麼形勢？
十一月，忽必烈親自召見了即將奔赴東征前線的忽敦、忽察、劉復亨、三沒合等將領，一一加以勉慰。十二月，又對前次征討耽羅有功的忻都等人獎勵以銀鈔幣帛。更新第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