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要請諸位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這種學術上的自由批評精神，不是舶來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向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時，我曾向該館當局指出，這些資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個老式大學(龍門書院)中研究時使用的。其中每頁都用紅色印刷體記載如下的字樣:學生首須學會以懷疑的精神來研討課程……哲學家張載(紀元:1020-1077)曾說:‘於不疑處有疑，則學進矣。’
“這種自由批評與懷疑的精神使我們推翻了君主專製，廢棄了教育與文學上純以文言為工具的傳統，而為今日中國帶來了一個政治與社會革命及文化複興的新時代。”
本來，這是一句治學格言，而這裏，胡適將其延伸到政治領域，將學習方法上升為懷疑精神。
胡適的書房裏還掛著自己寫的一幅字: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顯然，這句話是從“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演化而來。
『勤、謹、和、緩』
這四個字出於《宋人筆記》。一個少年進士問同鄉老前輩:“做官有什麼秘訣?”前輩答:“做官要勤、謹、和、緩。”後人稱之為做官四字訣。
胡適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這個故事，當時沒有注意。從前我們講治學方法，講歸納法、演繹法。後來年紀老了一點，才曉得做學問有成績沒有，並不在於讀了邏輯學沒有，而在於有沒有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這四個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訣，也是良好的治學習慣。”
對這四個字，胡適做了具體的解釋。
勤。不躲懶，不偷懶。傅斯年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就是勤。
謹。不苟且，不潦草，不拆爛汙。也可以說是“敬”，就是做一件事要鄭重地去做。一點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筆都不放過，就是謹。謹，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
和。虛心，不武斷，不固執成見，不動火氣。不但不正當的火氣不能動，就是正義的火氣也動不得。做學問要和平、虛心，動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了。胡適用赫胥黎的話概括了“和”:“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麵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地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麼危險的境地去。”
緩。就是不要急，不要輕易發表，不要輕易下結論，就是說“涼涼去吧!擱一擱，歇一歇吧”!凡是論據不充分或不滿意的時候，姑且懸而不斷，懸一年兩年都可以。懸並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證據的時候，再來審判這個案子。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許多問題，在證據不充分的時候，絕對不可以下判斷。胡適以達爾文為例，形象地說明了什麼是“緩”。他說:“達爾文這樣謙讓，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給了我們一個‘緩’的例子。他的生物進化論，因為自己覺得證據還沒有十分充足，從開始想到以後，經過二十年還不肯發表。這就是緩。”
胡適說:“緩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
胡適在不同場合曾多次用這四字訣教人，他說:“科學方法不是科學家獨得或獨占的治學方法，隻是人類的常識加上良好的訓練，養成的良好工作習慣。養成了勤、謹、和、緩等等良好的習慣，治學自然有好成績。”
在四字訣中，胡適特別重視的是“和”、“緩”，他說:
“因為我注重良好的工作習慣，因為我特別重視‘和’、‘緩’兩種美德(良好習慣)，所以我很感覺‘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學問的過程上是當受‘和’與‘緩’的製裁的。
“我所謂‘隨時隨地不可放鬆’地訓練自己，其中一個重要‘場合’就是我常說的‘正誼的火氣’。我最佩服的兩位近代學者王國維先生與孟森先生，他們研究史學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們晚年寫了許多關於‘水經注疑案’的文字卻不免動了‘正誼的火氣’，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錯誤--其結果竟至於誣告古人做賊，而自以為是主持‘正誼’，毫無真實證據，而自以為是作‘考據’。
“其實現代許多讚成列寧、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吃虧的，我想還是他們對於社會問題某一方麵的一點‘正誼的火氣’罷?”
另外，胡適對“謹”字的理解就是“不苟且”，且不厭其煩加以說明。因為終其一生，他對“苟且”都深惡痛絕。
早在中國公學讀書時，胡適就曾在《旬報》第36期上發表一篇《“苟且”》，此文“痛論隨便省事不肯徹底思想的毛病”。胡適在文中以犀利之語直刺“苟且”:“‘苟且’二字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場大瘟疫，把幾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