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此語如暮鼓晨鍾一般令人警醒。由此，我們也明白了他為什麼一再強調要人們養成“不苟且”的良好習慣了。
『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胡適在1921年7月10日《東方雜誌》第18卷第13號發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文章宣稱“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胡適這樣說的理由有兩點。一是杜威最注重教育的革新，他的教育觀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中國的教育;二是杜威給了我們一種哲學方法。“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隻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
胡適告訴我們，杜威的哲學方法就是“實驗主義”。而“實驗主義”可分為兩大內容:一是“曆史的方法”，一是“實驗的方法”。對“實驗的方法”，胡適做了如下解釋:
“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隻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製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實驗主義隻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胡適對杜威“實驗主義”的兩種方法大加推崇，說:
“特別主張的應用是有限的，方法的應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了，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國內敬愛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於推行他所提倡的這兩種方法，使曆史的觀念與實驗的態度漸漸地變成思想界的風尚與習慣，那時候，這種哲學的影響之大，恐怕我們最大膽的想象力也還推測不完呢。
“因為這兩種理由，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該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以“特約評論員”為署名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為當時南京大學的教師胡福明。此文隨後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並由《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此文的發表引發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並帶動了一個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此文的標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顯然脫胎於胡適所說的“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從“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由一粒種子開出的一朵“更燦爛的花”;從胡適的一篇文章到一場思想解放大討論，就是一種方法結出的一枚“更豐盛的果”。
『實事求是』
胡適最早是從吳稚暉口中聽到這個詞的。吳稚暉曾就讀於江蘇“南菁書院”，當他第一次拜謁該書院山長名儒黃以周先生時，他看到黃先生書齋上掛著一幅格言:“實事求是，莫作調人!”胡適說這句格言如譯成白話，就是:“尋找真理，絕不含糊!”胡適認為，這句格言說明了我國十九世紀一些高等學府的治學精神。
1919年5月2日，胡適在上海發表演講《談談實驗主義》，其中用到“實事求是”這個詞:“上麵所說的實際主義方法的應用，和教育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教育事業當養成實事求是的人才，勿可專讀死書，卻去教實在的事物;勿可專被書中意思所束縛，卻當估量這種意思是否有實際的效果;勿可專信仰前人的說話，卻當去推求這些信條是否合於實情。”
1923年，胡適在南京東南大學作《書院製史略》演講，在結論部分，胡適說:
“本題擬舉二例，作為結論:一、譬如南菁書院，其山長黃梨洲先生常以八字告誡學生，即‘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因為研究學問，遇困難處若以調人自居，則必不肯虛心研究，而近乎自暴自棄了。二、又如上海龍門書院，其屏壁即大書‘讀書先要會疑，學者須於無疑中尋找疑處，方為有得’，即可知古時候學者的精神，唯在刻苦研究與自由思索了。”
1932年12月1日，胡適在武漢大學發表題為《中國曆史的一個看法》的演說。在談到清朝時，胡適再次用到了“實事求是”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