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在幾十年前，在政治上占有極大勢力，廣東、廣西於此時有學術上的大貢獻，這都是老英雄(指中國)在病中的功績。他雖然在政治上失地位，然而在學術上卻發生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科學的精神，而成就了一種所謂的‘漢學’。這種新的學術，是不主靜而主動的，它的哲學是排除思想而求考據。考據一學發生，金石、曆史、音韻各方麵都發達。顧亭林以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來證明‘服’字讀‘逼’字音，這實在具有科學精神。”
1951年，胡適在日記裏記下關於“實事求是”的一段話:
《漢書》53:“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
《師古》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雲，“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
師古引流俗本的文字，今不可曉，當考之?“實事求是”似是“從實事裏求其是。”
新時期以來，“實事求是”一詞頻繁出現在各大報刊，這說明，從“文革”噩夢中醒來的人們已開始關注這個詞所蘊涵的科學精神了。
曆史學家餘英時認為，“實事求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兩個口號與胡適的思想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中國大陸上今天喊得最響亮的兩個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至少間接地和胡適的思想有淵源。‘實事求是’最初是由清代考據學家提出來的(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傳》)，但在‘五四’以後曾經胡適特別著力地宣揚過，從此變成了一句口頭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話字麵上是取自毛澤東的《實踐論》，但是現在這種憑空的提法顯然和實驗主義的真理論相去不遠了。試問它和前麵所引胡適的那句話--‘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有什麼實質上的分別呢?”
『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
1921年7月，胡適在南京東南大學作了題為《研究國故的方法》的演講。
胡適說，所謂“國故”就是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須注意四種方法:一、曆史的觀念;二、疑古的態度;三、係統的研究;四、整理。關於“疑古的態度”，胡適將其概括為“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胡適認為，疑古的目的是得其“真”，疑錯了，可以改;但信錯了，就上當不淺了。因為信錯了，不僅使自己做了“古人的奴隸”，也會把旁人引入迷途。所以，胡適強調:“我們一方麵研究，一方麵就要懷疑，庶幾能不上老當呢!”
我想，以這種方法，研究國故，可;研究其他，亦可。
1928年5月，胡適在蘇州青年會上演講《科學的人生觀》，談到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人生。胡適說:“至少要有那科學的方法、精神、態度去做。”胡適從四點來闡述所說的“科學的方法”。第一點就是“懷疑”，他說:“第一點是懷疑。三個弗相信的態度。人生問題就很多，有了懷疑的態度，就不會上當。以前我們幼時的智識都從阿金、阿狗、阿毛等黃包車夫、娘姨處學來，但是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智識是否靠得住。”
1930年，胡適在名篇《東西文化之比較》中再次對“懷疑”大唱讚歌:
“科學之最精神的處所，是抱定懷疑的態度;對於一切事物，都敢於懷疑，凡無真憑確據的，都不相信。這種態度雖然是消極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勞，因為這態度可以使我們不為迷信與威權的奴隸。懷疑的態度是建設的，創造的，是尋求真理的唯一途徑。懷疑的目的是要勝過疑惑，而建立一個新的信仰。它不隻是反對舊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促成了許多新的文明。許多大科學家的傳記，如達爾文、赫胥黎、巴士特(即巴斯德)、科和(Koch)(即科赫)等，都貫注著這種‘創造的懷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後人。中古的聖徒基於信仰，現代的科學家則基於懷疑。”
1934年12月，胡適在北平師範大學作題為“中國禪學的發展”的長篇演講。在第四講中國禪學的方法中，胡適將禪學的方法歸納為五種:一、不說破;二、疑;三、禪機;四、行腳;五、悟。
關於第二點疑，胡適的看法如下: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體會。例如洞山和尚敬重雲崖，如前所說，於是有人問洞山:‘你肯先師也無?’意思是說:你讚成雲崖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又問:‘為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