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省也確實是仁義的。她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曾經把昏倒在公廁裏的趙奶奶背回過家(確切地說，應該是攙扶)。小學二年級，她就擔負起每日給姥姥倒便盆的責任了。我們的姥姥不能用公廁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裏出恭。我們的父母當時也都不在北京，那幾年我們與姥姥相依為命。白大省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中國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賣花姑娘》的朝鮮電影，這部電影使每一座電影院都在抽泣。我和白大省看《賣花姑娘》時也哭了，隻是我不如她哭得那麼專注。因為我前排的一個大人一邊哭，一邊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裏的樣子。他弄出的響動很大，可是沒有人抱怨他，因為所有的人都在忙著自己的哭。我左邊那個大人，他兩眼一眨不眨地盯著銀幕，任憑淚水嘩嘩地洗著臉，一條清鼻涕拖了一尺長他也不擦。我的右邊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讓哭給嗆著了，一個勁兒打嗝兒。就是從看《賣花姑娘》開始，我才發現我的表妹有這麼一個愛打嗝兒的毛病。單聽她打嗝兒的聲音，簡直就像一個遊手好閑的老爺們兒。特別當她在冬天吃了被我們稱為“心裏美”的水蘿卜之後，她打的那些嗝兒呀，粗聲大氣的，又臭又暢快。“老爺們兒”這個比喻使我感到難過，因為白大省不是一個老爺們兒，她也不遊手好閑。可是，就在《賣花姑娘》放映之後，白大省的同學開始管她叫“白地主”了，隻因為她姓白，和《賣花姑娘》裏那個凶狠的地主一個姓。有時候一些男生在胡同裏看見白大省，會故意大聲地說:“白地主過來嘍，白地主過來嘍!”
這綽號讓白大省十分自卑，這自卑幾乎將她的精神壓垮。胡同裏經常遊走著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製的“四類分子”。他們擦著牆根掃街，哈著腰掃廁所。自從看過《賣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裏碰見這些人，都故意昂頭挺胸地走過，仿佛在告訴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們不一樣!她還老是問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個姓，你說我還有哪兒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兒也不像地主，不過她也從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賣花姑娘》裏的花妮，那個善良美麗的少女。我相信電影《賣花姑娘》曾使許多年輕的女觀眾產生幻想，幻想著自己與花妮相像。這裏有對善良、正義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為美女的渴望。當我看完一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寧死不屈》之後，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個寧死不屈的女遊擊隊員米拉長得一樣，我惟一的根據是米拉被捕時身穿一件小格子襯衣，而我也有一件藍白小格襯衣。我幻想著我就是米拉，並渴望我的同學裏有人站出來說我長得像米拉。在那些日子裏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襯衣，矯揉造作地陶醉著自己。我還記住了那電影裏的一句台詞，納粹軍官審問米拉的女領導、那個唇邊有個大黑痦子的遊擊隊長時，遞給她一杯水，她拒絕並冷笑著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我覺得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詞，那麼高傲，那麼一句頂一萬句。我開始對著鏡子學習冷笑，並經常引逗白大省與我配合。我讓她給我倒一杯水來，當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時，我就冷笑著說:“謝謝啦，法西斯的人道主義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