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文學的敘事藝術、語言雕琢和寫作技巧，也成為後代散文家學習的楷模。西漢前期的散文，廣征博引，語言多用排比對偶，風格很有戰國說辭的遺風。賈誼、鄒陽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出《戰國策》文風的餘緒。漢賦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揚厲的風格，都可以看出對《戰國策》的借鑒。司馬相如等人的大賦，鋪采綺麗，也明顯帶有《戰國策》的痕跡。
秦漢以後，《左傳》一直為人們所喜愛，唐宋散文家倡導古文運動，把它當做學習的典範。韓愈《進學解》中所說的“沉浸濃鬱，含英咀華”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傳》。韓愈和柳宗元的散文，都受《左傳》的影響，二人的《圬者王乘福傳》、《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誌銘》和《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段太尉逸事狀》等，有著清新的文筆和鮮明的形象塑造，散發著新的生命力。白居易、劉禹錫、李翱、李商隱等也有佳作。宋人把《左傳》與《史記》、韓文、杜詩相提並論，一同作為文學範本。韓愈的《平淮西碑》，模仿《尚書》而寫成，柳宗元盡管曾寫過《非國語》，批評《國語》的某些思想，但他在“序”中還是認為《國語》的文風“深閎傑異”，主張寫文章要“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實際上還是肯定了《國語》的價值的。歐陽修非常推崇《春秋》的“簡而有法”，蘇洵、蘇軾的論說文則對《戰國策》多有借鑒，蘇軾的《司馬溫公行狀》、朱熹的《張魏公行狀》等，還散發著先秦敘事散文的氣質和神韻。
明代袁宏道的《徐文長傳》，描寫細膩真切，貼近生活。宋濂的單篇傳記，在展現多種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得屬明代歸有光的《項脊軒誌》，其中有這樣的描寫：
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餘泣，嫗也泣。……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文中有景、有事、有情，通過對日常瑣事的記敘，抒發對親人的回憶之情。作者幼年喪母，兒時的往事已經記不清楚，借老奶媽之口，回憶母親，真切感人。那隻有六個字的問話，字字見真情，催人淚下。末尾一句寫到了妻子，以樹葉茂盛如亭蓋直接寫出了對妻子的懷念和眷戀。這樣的敘事寫景，情景交融，頗見功力，也深得史傳文學的精髓。
清代的散文，以針砭時弊、現實感強而獨具特色，如顧炎武的《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生事》，邵長蘅的《閻典史傳》，宣揚民族情緒，有反抗性。《左傳》的情韻豐富，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方苞的“義法”理論就是在總結《左傳》、《史記》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桐城派的散文很精致，但傳記文學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清中葉以後，戴名世的《畫網巾先生傳》、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等，也是人物傳記中的精品。
綜上所述，史傳文學與散文（包括神話），二者彼此影響，互相滲透，既溫柔細膩，又深入骨髓，呈現出如情人間脈脈含情般的關愛態勢，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值得研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