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文學是在特殊時期產生的一種具有獨特色彩的文體。它記錄了曆史，但又不拘泥於曆史，在敘事寫人的過程中，它充分發揮了想象和虛構的本領，運用各種各樣的文學手法，使得敘事精彩、故事性強，刻畫人物栩栩傳神，就連語言的雕琢也是恰到好處，盡量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它與先秦諸子散文一脈相承，又給後世散文的發展成熟以無聲的滋養，它的文史交融的特性，帶給了小說和戲劇巨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
一、與散文的脈脈溫情
就像是一對互相傾慕已久的有情人，史傳文學與散文之間有著割不斷的情思。從遠古神話傳說開始，它們的情緣就已經拉開了羞澀的帷幕。
那個時候，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人們對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再加上巫史文化盛行，他們就用自己特有的思維方式來演繹，神話便應運而生了。在原始的神話傳說中，黃帝的傳說、夔一足的故事、堯舜的禪讓等，都充滿虛幻和神異的色彩。可後來神話卻逐漸散失變異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話的曆史化。神話進入了曆史著作中，神也就變成了神通廣大的人，神話故事也轉化成了曆史事件。這種例子，在儒家傳統典籍中比比皆是，《尚書》中的《堯典》和《舜典》，實際上就是完整的曆史神話，堯和舜成了賢明的帝王，“人麵蛇身朱發”的共工由妖怪變成了奸臣被流放等；《國語》、《左傳》中也有很多神話傳說，作者在講述這些故事時，都無一例外地將傳說中的人物當做曆史人物來對待，其中的曆史也是經過神話加工後的曆史；到《吳越春秋》、《越絕書》，充分發揮虛構和想象的作用，把曆史與神話傳說揉搓在一起塑造人物；一直到《史記》，司馬遷有意識地將神話傳說進行了係統梳理，這些內容主要集中在“本紀”中。就拿《五帝本紀》來說吧，原先五帝的提法並不統一，而到了司馬遷這兒，就都順理成章了，他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還根據先秦的典籍，列出了五帝的世係，把傳說中的人物變成了好像真的存在的曆史人物，還由此把一係列傳說中的故事都安插在了他們的身上。在司馬遷這裏，神話曆史化的進程突飛猛進。可見，神話傳說不僅豐富了史傳文學的內容，拓寬了題材，而且還使得史傳文學中滲入了傳奇的色彩，加強了史傳文學的文學性。
史傳文學與先秦諸子同出於史官文化，二者同源共生，也有著扯不斷的關係。先秦諸子在他們的著述中對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評論，同時闡明自己的學說，影響著後來的史傳文學。就先秦和兩漢的史傳文學作品來看，史傳文學受到先秦諸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尚書》、《春秋》、《國語》、《左傳》等，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在敘述事件和描述人物時，還闡發了儒家的學說。《國語》、《左傳》等引用孔子的話，結尾又以“君子曰”來議論，表述自己的觀點。《戰國策》受縱橫家思想的影響，其中的縱橫策士的言論和權謀機變等故事，都有著縱橫家的印記。道家思想影響了《史記》的創作，司馬遷用黃老思想來解釋曆史事件，對漢朝初年的“休養生息”的政策給予充分的肯定。先秦諸子與史傳文學一脈相承，它們之間又互相聯係和滲透，從這個層麵上說，先秦諸子增加了史傳文學在思想上的厚重性。
神話傳說和諸子散文給史傳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帶來了機緣，使得史傳文學作品能夠把嚴謹的史筆與生動的文學表現手法結合起來，達到了真實性與形象性的統一。作品在敘事中注重刻畫人物，描寫細節，善於表現戲劇性的情節。像《左傳》、《國策》的敘事寫人藝術，《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等以一個人物為中心記載史事，《史記》、《漢書》等所創立的人物傳記和大場麵小細節的生動描摹等，不僅他們之間存在縱向的影響關係，對後世散文的發展和成熟，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