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和戲劇一樣，喜歡運用矛盾衝突，增加故事情節的生動性。它們讓矛盾衝突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迅速形成、發展和激化，又迅速推向高潮並得到解決。如明代青心才人的《金雲翹傳》，男主人公金重和女主人公王翠翹私訂終身時，忽然有書童前來報告，說金重的叔父戰死遼東。金重急往奔喪，匆匆與翠翹告別。就在同一天，翠翹的老父親和小弟弟又被誣陷盜竊而被捕入獄，家產被抄。為救全家，翠翹毅然賣身為妾，不料被騙淪落為妓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連續發生了一係列重大的變故，主人公一出場就卷入了激烈的矛盾衝突中，緊張逼人。《紅樓夢》在這方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它不再局限在人與人之間的簡單衝突，而是向人與人之間的內心衝突和個人思想深處的靈魂搏鬥推進。如賈寶玉和林黛玉，自幼耳鬢廝磨，心心相印，然而在封建禮教橫行肆虐的時代，他們隻能將愛埋在心底，用真真假假的方式暗中試探對方，因此不斷地產生誤會和口角。第二十九回“癡情女情重愈斟情”，對這對青年男女的心靈衝突作了清晰的展示，成功地表現了他們在越解釋誤會越深的情況下急欲表白而又難以表白的特殊心境。關漢卿的雜劇《竇娥冤》，竇娥在高利貸的殘酷剝削下被賣給蔡婆做童養媳，這是她一生悲劇的開始，接著就寫到賽盧醫的陰謀害命，張驢兒父子的恃強霸占和桃杌太守的嚴刑逼供、草菅人命，一步步把竇娥逼向悲劇的結局。這中間，一個衝突接著一個衝突，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小說、戲劇中的這些上佳表現，都跟史傳文學敘事的藝術關係密切。
戲劇是一種行動的藝術。由於戲劇中沒有承擔敘述途徑的敘述人，故事情節隻能由演員扮演的角色用語言和行動在舞台上表演出來，因而戲劇的動作性特別強。戲劇以對話為主要陳述方式，在戲劇劇本中，絕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對話。成功的戲劇對話都具有簡潔化、個性化、行動化的特點，能揭示劇中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和複雜微妙的關係，適合於演員表演。王實甫《西廂記》中，紅娘的對話就很有特點。紅娘最初對崔鶯鶯和張生的結合反應冷淡，當張生第一次見到她並自我介紹時，她搶白道：“得問的問，不得問的休胡說。”在鶯鶯賴簡（書信）之後，張生不知所措，紅娘就責備他“沒人處則會閑磕牙”。鶯鶯看到紅娘帶來的簡帖，假意發怒，紅娘立即指責她“不肯搜自己狂為，則待要覓別人破綻”，並進一步揭露她內心的秘密，“對人前巧語花言，沒人處便想張生，背地裏愁眉淚眼”。這些言語，充分顯現了紅娘的直率、爽朗、聰明和勇敢。像這樣的個性化語言描摹，都有史傳文學中運用語言刻畫人物性格的影子。
金聖歎說：“《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毛宗崗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仿佛。”張竹坡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而戚蓼生評《紅樓夢》的寫法，認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這些都足可以看到史傳文學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深遠影響。其實，對戲劇何嚐不是如此呢？
餘話：用故事架起通往後世的橋梁
史傳文學以其獨一無二的文史兼容特性，在中國古代文壇上獨樹一幟。它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述說曆史，並用文學的手法加以修飾和創新，它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令許許多多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們瞠目結舌了。
在史傳文學的萌芽時期，表現就不同凡響。《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曆史文獻彙編，其中保存有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書》的文章已經運用記敘、描寫、議論、抒情等表達方式，有的還適當地使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體現了初步的藝術技巧和一定程度的形象性。《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斷代簡史，它記事“簡而有法”，語言凝練含蓄。雖然這兩部書的文學性還不怎麼強，但《尚書》的記言，《春秋》的記事，還是讓我們感覺到了史傳文學出土時稚嫩的劈啪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