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14日，《皇帝讀書考》全書脫稿、抄畢，渾身為之一輕鬆，因為序。
近幾年來，我一直閉門讀書，寫筆記，這本東西，就是根據自己所記的一部分筆記整理出來的。
自從《文人的悲哀》①一書出版後，我漸漸對古代的政治家們在爭奪天下與治理天下的過程中，如何利用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問題，簡言之，即如何讀書或讀史治國的問題，發生了興趣。
①華嶽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
《文人的悲哀》一書，主題是很明確的。它從西漢文人與先秦文人所處的環境的差別性入手，縱觀了西漢文人的整體命運，然後在比較中，見出了大史家司馬遷的目光敏銳和識見深沉。司馬遷在封建中央集權製剛剛得到鞏固之際，即已尖銳地看出了這一製度的由於獨尊天子而對皇帝權力缺乏製約的根本性弱點，當司馬相如等大作家正在為封建中央集權製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大唱讚歌之時，司馬遷卻在自己的不朽名著《史記》中，提出了完整而係統的封建權力製約思想體係，對法家及漢代某些儒家們所鼓吹的皇帝應擁有無限權力的理論，進行了一項至關重要的修正，明確提出了應對皇帝權力進行一係列的製約，才利於封建製度的長治久安;可惜的是，司馬遷的這個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製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偉大見解，卻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中，不能為那些短視的帝王們所理解和接受，而僅僅在班固、範曄等大史家們的著作中，才引起了若幹回響和繼續加工;於是，那些比較地不能或不善於充分利用曆史上的偉大思想成果的帝王們，便如走馬燈似地改朝換代，直到五百年以後，出了一個文化素養頗高、嗜史成癖的唐太宗，經常與大臣們討論曆史經驗教訓，這終於使唐太宗君臣，能夠比較完整地理解由司馬遷提出而又由其他史家加工完善了的封建權力製約思想體係，並在政治實踐中實行與充實之。於是，唐太宗便成了一個在理論上十分自覺地對自己權力實行製約的皇帝，從而形成了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其流風餘韻，則是使唐皇朝成為封建皇朝中鶴立雞群地享國特長的朝代。
什麼是文人的悲哀?這就是文人的悲哀!司馬遷在自己所處的當代政治家當中，找不到知音，這並不是個人生活中的小悲小哀，乃是與曆史進程有關的大悲大哀!他那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將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實際上就是將它冷凍起來，封存起來，讓它靜靜地躺在曆史上，等待未來某個時候的政治家的知音，以求推動曆史向前走一步。當然，這一等就等了五百年!
看了以上所述的這個簡明的提要，讀者當能知道，《文人的悲哀》說的是思想家的聳立於時代尖端的思想成果，在同時代缺乏政治家的知音的時候，隻能將這些成果化為書籍，讓它們耐心地等待數十百年以後的知音。生命有時而盡，對於這些思想家本人來說，他們自己是根本看不到其思想成果的被利用、被化為造福人類的社會財富的。何止司馬遷如此!
《文人的悲哀》出版以後，我受到了一些朋友們的聊天的啟發，又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曆史本來就是可以從多種角度進行觀察的，《文人的悲哀》僅是從思想家的角度、並且是從司馬遷的個案角度觀察問題;若是換一個角度，從政治家的角度，並且是從政治家群體的宏觀角度觀察，他們是怎樣利用曆史上思想家的成果以治國的，也許會更為有趣和有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