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時候是會不自量力的。我的專業是文學理論，隻因從寫《
箋說稿》①至寫《中國前小說性格描繪史稿》②的過程中，讀了一點史書，又因其時在華嶽文藝出版社工作的邢良俊同誌的鼓動，寫了《文人的悲哀》一書，以後就像走火入魔一樣，棄了本業，走向旁門，而這一新的想法的出現，則是進一步把我拉向我所不甚熟悉的史學領域了。我也曾提醒過自己，這是一個大而無當的題目，既牽連到二十五史，又關係到自先秦的諸子百家以至此後的許多思想家們，實在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是，人的思想就有那麼複雜，愈是提醒自己，而這個新的題目對我的吸引力，就愈是強烈，心猿意馬，收拾不住;逐之不去，驅之不行!
1983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於是，我想，將家裏現有的五經和先秦諸子隨便翻翻，先看看它們和秦、漢政治家、政治措施的關係吧!
這一看，就迷住了，又買了、借了一點書，於今已有整四年。這當中，我一麵讀二十五史，一麵對照先秦以來的思想家們的著作，陸陸續續寫了點筆記。順便說一下，我的記筆記，是全無規範的，有些，寫在筆記簿上;有些，寫在書的天地頭上;也有寫在零散的小紙頭上，順便夾在某本書當中的。好在是自己寫的東西，需要用時總能找到。我常見一些朋友的做學問，認真摘錄卡片，並且將卡片分類保存，每一研究論題，其卡片之完整，真有“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氣概;需要找什麼材料時，一查卡片，叱吒立辦。這類朋友大都經過名師指教，嚴守家法，自成規矩。我的做點學問，純粹是自娛自樂，無師承可繼，無家法可守，說白一點，就是上海人講的“野路子”。說到記筆記，不得不順便解釋一下，不過是一些亂劈柴的“東一榔頭西一棒”，毫無周密完整可言的。反正是，條條道路通羅馬，慢慢的，所記的筆記也就多了起來，不知怎麼的，忽然有一天，就自以為是豁然開朗了。豁然開朗於何處呢?原來，漸漸我就感覺到，自秦代至兩漢的所有政治措施、政策變化，在先秦至兩漢的思想家們的著作中，全部都可以找到理論根據，以及這些理論變化的延續性來。這在別的對曆史素有研究的人們來說，或者是早有所知的，隻不過，對我而言，對這段曆史有如此係統的了解，卻是這幾年才有的。清代史學家章學誠雲:“六經皆史。”此話信然!何止六經皆史?諸子也是史，漢代思想家們，甚至某些文學家們的著作，也完全可以當作史書來讀解。以點觀麵，把先秦至漢初的思想家和秦、漢政治家們之間的關係理出了一個大略頭緒，對此後一些朝代的帝王將相們，與思想家、史家、文學家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能看得清晰一些了。這樣看來，我的半道上轉而讀史，於我原先的文學理論專業上，倒也並無阻隔，反而使我在對文化領域一些現象的理解上，增添了某種新的觀察角度。有一次我在與《文學報》副總編輯曾文淵兄聊天時，曾經說及這些年來的若幹讀書的體會，承他不棄，一再鼓勵我為他所主編的《文學報》理論副刊，寫些短文，於是，我也就寫了六七篇均冠以《靜夜讀史隨記》為副題的、談論古詩文的短文，所涉及的作品有《原道》、《長恨歌》、《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待漏院記》、《諫院題名記》、《醉翁亭記》、《上範司諫書》、《潮州韓文公廟碑》等，實際上談及的是古文運動中人品、士品問題。唐宋古文運動的領袖和骨幹們，是特別強調士人的風骨操守的，這是先秦儒家、特別是孟子的骨鯁精神在唐、宋的延續;有趣的是，宋代進入官場的士人們，與先秦的法家不同，與漢儒們也不同，先秦法家進入官場者多不講人品，漢代儒家學者當了宰相及大臣後，對皇帝亦多柔靡，而宋代士人則更多地繼承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這和宋初皇帝們的文化素養高、認真讀史極有關係，所以北宋特多名臣，詩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①這也反過來造成了北宋一百來年的政治穩定局麵。觀察北宋文風，首先要觀察這一大關節目。我這幾篇文章，就是談這樣一個大關節目的。所以宋代在政治上，有個專有名詞，叫做培養士氣。意謂，皇帝和大臣，要愛護和發展士人們身上的這種大丈夫精神，或曰骨鯁精神，注意不要用錯誤的政治措施去傷害這種精神，這樣，才能使作為官僚後備軍的士人們，充沛著“以天下為己任”和嚴於自律的氣氛，從而有利於從士人中產生合格的官僚，亦有利於士人們對官僚的輿論監督。我以為，如果說，傳統的官吏選拔製度還是給我們留下了若幹有益的曆史經驗的話，這可能是其中的最重要的、於後世人最有教益的東西。我在上述的一組文章中重點討論了北宋文風，正是想對這些最有教益的曆史經驗，作一點條分縷析。後來曾文淵先生到了年齡，退了，沒有人打電話催稿子，另外一些報刊的朋友催稿又緊一些，總是急催先寫，《文學報》的短文就懶得再寫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