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所謂新王必改製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製，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誌，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誌。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春秋繁露·楚莊王》）
董仲舒強調的是帝國精神內在一致，其文武製度隨天命因革而易。這樣，開國之君便成新王朝之楷模而受到尊重，成為皇權實踐中不可忽視的一大因素。餘英時認為：
由於開國之君始能立法垂統，因此所謂“祖法”對本朝的君權 自然有更大的示範意義。
開國之君也有自覺地開創王朝的傳統，所以當宋太祖趙匡胤想造“薰籠”，數日不得而大怒，說：
“我在民間用數十錢可買一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薰籠是甚小事也。”
後來王安石欲改新政，而文彥博即義正詞嚴斥之：“祖宗法製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此種精神在明太祖朱元璋時發揮到了極致：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敕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製，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曆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刑之典……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製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複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有言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