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帝國秩序中，從官僚體係的角度看帝王乃是神聖的秩序的象征，是偶像化的天子。因此，官僚體係總是試圖從其道德動力自身塑造皇權，改造現實中的帝王以符合這一形象。可以說帝國的治理，正是通過官僚體係對道德倫序的自覺認同和貫徹而得以實現，因此在皇權與官僚體係之間，後者總是試圖以皇權的神聖本身來規製皇權。所以我們能看到許多如下的記載。
頃之，上（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史記》卷一零二《張釋之馮唐列傳》）
（宋）太祖時，嚐有大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
漢文帝的車馬被行人驚擾，刑律規定，這個違反交通規則，隻能罰款，皇帝不爽，要重罰，大臣隻好以皇帝的利益勸導皇帝。宋太祖更絕，本該因立功升官的人，因為自己不喜歡這人，就堅決不給他升官，宰相趙普講的道理也是試圖規誡帝王遵循一定的原則，以利於統治天下。但是在帝國時代的皇權格局中，在董仲舒“天人世界”的等級倫序牢籠中，“陽尊陰卑”“君尊臣卑”的大局已定，官僚體係本身也就隻有通過“天命”來製約帝王了。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x n，玄纁，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帝王用作延聘賢士的禮品）征之，複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誌，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後漢書》卷八十二《方術列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