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代學術特色鮮明，集中體現在“利祿”二字上，同時也反映在刻意探尋神聖的宇宙秩序和帝國秩序上。私立門戶、講學授徒，或者家傳世學，孔氏、伏氏、歐陽氏、桓氏、楊氏、崔氏等便是其中“世傳家業”的名家大姓。除經文而外，刑律百家星算等無不有家學傳統。
到了東漢，帝國官僚體係進一步儒家化，因此有所謂“東漢功臣多近儒”之說（趙冀《廿二史劄記》）。此等力量，經西漢的培植，形成東漢時代強有力的世家大族，儒家學說徹底成為帝國的主宰學說，帝國獲得了統一意識形態支持和以此武裝起來的官僚隊伍。他們貫徹的同一信念使整個官僚體係統一在一起，接受皇權支配下的等級秩序，進而解決帝國的統一難題。帝國在至上的等級倫序原則支持下，完成財政與治安兩大基本目標，實現帝國等級倫序原則下的目標化控製。
但是帝國政權雖有效地掌握了統一的權力資源，卻無法消除帝國社會的小集團化傾向，這種傾向往往會導致帝國趨於分裂。在魏晉南北朝長時間戰亂的衝擊下，經由唐中葉以後的深刻變革，才最終消除了世家大族從而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徹底馴服了帝國社會的小集團化傾向，並最終徹底馴化了官僚係統與知識係統。
隋唐時代確立了新型的仕進製度--科舉製，強調士子受教育的程度，通過選拔者進入帝國上層組成官僚隊伍。這雖然是秦漢以來帝國的用人傳統（受教育的程度決定著進入官僚係統的機會），但將其製度化，還是隋唐之功。作為有著胡人血統的隋唐皇族，已具有打破世家大族地位的本錢。此時，他們已不僅是皇權的雇員，進而言之，已逐漸淪為皇帝手中稱手的工具，而不再是特殊社會集團的代表。這樣，更有效地積蓄了帝國的政治資源，從理論上說，除了特別低賤者外，各階層的精英皆可以成為帝國官僚的後備隊伍。
隨著官僚選拔方式和行政機構組織方式的變化，皇帝的地位也改變了，他再也不僅僅是貴族精英中的頭號人物，道德和理智的完美化身，進而使秦漢時代確立的皇權體係、帝國政治更加深化。“有了依賴皇權才能獲得官職、權力和勢力的官僚集團，皇權以一種嶄新的麵貌雄踞於普通社會之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