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代活躍的遊士，開始與帝國製度融合，逐漸被納入到同土地、血緣聯係的格局中，董仲舒所謂“貧者無立錐之地”也正是說明此時變局的重要。帝國社會中的士被徹底融入到帝國社會中，再也不是遊離於土地和血緣之外的群體。從此，帝國的核心命題就轉化為製度化的仕進途徑和靜態設置相結合，完全確立了帝國才是唯一的知識購買者、知識者的買家唯有帝王這一格局，即韓非子所謂“主賣官爵，臣賣智力”的局麵。
此條途徑的成功在於，既適當地控製了權力資源，又為帝國製度和行政灌注了一種精神和普遍原則。《漢書·儒林傳》稱：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之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經過長期的探索，帝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但是這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雖然漢帝國行政組織經武帝以儒術武裝後，尚有諸多變故，但其欲使官僚機構、行政組織導於一道德原則中，確實成功塑造了帝國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唐中葉以後，科舉製的成功，無疑在等級倫序的道德原則下，完成了帝國權威下的官僚組織的統一建構）。如此，士階層為利祿疲於注經、說經、誦經之中，其控製思想意識形態之效比秦之堵防要顯著。漢雖承秦製，實已重塑了秦之道德倫理和價值係統。
漢代以後，經典教育成了培育官員臉麵的重要內容，而經典教育的基本內容又以儒家經典為主。從此，士階層同政權與社會聯結一體，形成強烈的政治投機原則和品性。
累世治經之家，成了兩漢時代一大特色，官僚同經典教育、土地、家族血緣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春秋戰國時代思想爭鳴，各派關注的“理想政治”，在此時化為實實在在的現實政治組織的控製技巧。從此，士階層以官員後備隊伍的角色徹底融合到帝國社會之中，形成以血緣為基礎的等級倫序原則的承受主體，他們既是官僚，又是社會中的上層，在自治的社會群體中以家族的力量得以體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