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莊交官的伎倆，無微不至。各省士子入都應試，沿途川資，概由票莊彙兌。川資不足，可向票號借款。對於有銜無職的官員，如果有相當希望，靠得住的人，票莊也喜歡墊款，替他運動差事。既放外官，而無旅費赴任者，也由票莊先墊。寒儒感激票莊濟急，一旦發達，則公私款項，必皆存於票莊。
北方的山西票號如此，南方的徽商自不甘落後，皆精於此道。當然，官僚利用“行賄經紀人”飛黃騰達，“行賄經紀人”自然也不是隻往裏送錢，專事結交官員。實則，他們之所以願意在官員及官員候補隊伍上投巨資，原也是看到官員所具有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好處或巨大的回報，類似於現在的風險投資。
在帝國時代，官員多半是讀聖賢書長大的，他們的權力又極大，具有對所轄範圍絕對的控製權，但要把這種權力轉化為物質財富，還需要“職業搜刮經紀人”的謀劃。如此，“職業行賄經紀人”在幫助官員成功謀得職位後，便兼任‘職業搜刮經紀人’的角色，幫助官員完成物質財富的搜刮，成為官僚係統不可缺少的‘權力掮客”。
上述兩方麵的例證都是清王朝時代的，但是這種傳統絕非清王朝所獨有。從晏子治理東阿的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就已成為官僚生活實實在在的邏輯，成為官僚生活華麗外觀下的一條鐵則。特別是在官僚仕途對普通老百姓開放後，這條規則更是屢試不爽。據《南史·蕭惠開傳》記載：“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製，不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廄中有馬六十匹，悉以付希微償債，其意趣不常如此。”這類對官員舉債的故事，從此以後，便成為經常狀態。唐代有“文有京債，武有債帥”之說。實際上，這種情況在隋唐以後，特別是科舉製度實行之後成為常態。如果說，在隋唐以前的官僚傳統中，是世家因素的互助在起作用的話，那麼隋唐以後，讚助官員就成了一門生意。甚至引起帝國中央政府的關注，據《明實錄·憲宗實錄》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