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身經曆了新舊中國兩個時代，看到、聽到的，發展可都是高速的！”老人義正言辭地說。
“別講大話，拿出事實來。”人群中高喊。
“這第一，經濟發展是高速的。”李成林正氣凜然地看了眼台下的人群，“解放初，我們點燈用的是洋油，點火用的是洋火，有錢人穿的是洋布，為什麼都要加個‘洋’字，就是因為中國造不了，需要從外國進口。50年代初，毛主席曾有一個很形象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但是，到1956年，我們就造出了汽車、飛機、機床、電子管。現在，我們不僅能造坦克、火炮，還造出了‘兩彈一星’。”
“這些東西，西方國家早就會造了。看發展，要從一個國家的整體看問題，不能單拿這幾個例子說事。”東邊的人群中，有人喊起來。
“這不是幾個例子，而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姚自芳扶了扶眼鏡，接過手提擴音喇叭，娓娓道來，“新中國成立以後，在黨的領導下，經濟發展速度十分驚人。如果我講話你們不信，美國中央情報局最保守的統計你們該信吧？他們的統計是：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工業增長速度比美國高3倍。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農業總產值增長了5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29倍，重工業增長了63倍。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9.6%，是西方七國平均增長率2.8%的3.4倍。以上說明，我們的經濟是高速發展的，這樣的速度還慢嗎？”
人們靜靜地聽著，一片沉寂。
“你說發展那麼快，為什麼連先鋒黴素都難買到？買電視、冰箱都要憑票、托人走門子？”人群中又有人高聲質問起來。
“我們的科技發展不慢啊！”洪詩詠接過喇叭高聲說，“這些年，我國的科技是高速發展的。解放前，我國有幾所大學？多少科研機構？沒多少吧！”他環視了一下聚集的人流說，“可現在，我們有幾百所大學，你們中不少人就是大學生。我們還有幾百個科研院所，衛星、導彈、核武器、人工合成胰島素等等，哪個不是這些年研製出來的？我們靠的是什麼？還不就是靠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靠集體的力量！改革開放後，我國科技發展更快。在現代高科技領域，我們的電子對撞機、巨型計算機、納米材料、超導技術等許多方麵，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
“別繞那麼遠，為什麼起碼的治療藥品造不出來？”一個長發年輕人厲聲質問。
洪教授不慍不惱地答：“這個道理很簡單，任何科學技術的發明製造，都離不開發展時間和發展基礎。西方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已經發展了三百多年，我們才發展了三十幾年，總得有個過程吧！像先鋒黴素等科技含量高的藥品，西方是發展了幾百年後才研製出來的。我們也不能期望幾十年就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你們中有不少人是搞科研的，這個規律你們應該比我懂。”人群一片沉寂，認可的聲音多起來。
“那在一般經濟領域，我們為什麼也差那麼多呢？”東邊人群中一位青年人問道。
“孩子，你指的是哪些？說具體點。”洪教授問。
“比如經濟發展現狀、人均收入、民眾生活，我們差得太遠了。”幾位剛從西方回來的青年人說。
“那是由於幾個不同原因造成的，並非社會製度造成的。”洪教授回答說。
“哪幾個不同原因？”人群中發問。
“這首先啊，就是發展的起點不同。按照馬克思原來的設想和預見，社會主義革命應當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爆發。但由於民族民主革命日益發展，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取得了勝利，新生的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爛攤子上起步搞建設。這種起點與當時的美、英、法、德、日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非常懸殊的差距。比如蘇聯的前身俄國，宗法式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現代化工業產值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左右，而英國是俄國的十倍。美國的工業總產值是俄國的十四倍，按人均計算是俄國的二十二倍。中國解放前的生產力水平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更落後。即使到了國民經濟基本恢複的1952年，工業發展水平仍然低於英國的1860年和法國的1890年。如果按人口平均，隻相當於18世紀後期英國工業的發展水平，落後了二百多年。新中國成立時，70%以上人口是文盲，而當時的美國已經普及了高等教育。另外，我國還有個沉重的人口負擔大、地理環境差的問題。建國初期，我們的人均耕地不到美國人均的四分之一，卻要養活超過美國四倍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