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就煩了！這是開的什麼生活會？這簡直就是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啊！我開始反唇相譏：“你臉黑難道是貧下中農教育的嗎？你渾身上下都沒一塊白地方，不信你就脫光了讓大家看看！”
餘校長立刻兩邊勸架：“生活會！生活會！多做自我檢查！”
我馬上說：“你也不看看誰先挑起事端！你這個校長隻會和稀泥！”
徐老師在一旁偷偷地樂。我覺得這個王衛東真是不可理喻，從此，雖是近鄰，我對她一直敬而遠之。
又過了兩年，已是1974年底，我們幾個女知青與一個公立女教師王春枝發生了矛盾。我們看不慣她盛氣淩人的樣子：我們領錢隻是九元錢的補貼費，她一領就是三四十元。每次共同值班，做飯時她不動手，飯熟了不用人請，拿個大瓷碗直接去廚房。
我很不舒服，立刻與王衛東聯盟，隻煮兩個人的飯菜，然後瓜分幹淨，鍋灶也弄得髒兮兮的。我故意和王衛東蹺著二郎腿坐在辦公室又吃又笑。王春枝又拿出她的大瓷碗奔向廚房，我和王衛東目光交流著，並豎起了耳朵，隻聽廚房傳來了王春枝的哭聲……
王春枝鬧著要調走，餘校長說是我們錯了。我堅決不服，調走？別人可以用這個詞，而我們知青沒有這個資格！我苦苦地思考了半個月，做出了讓大家都吃驚的決定：給黨中央寫掛號信，堅決要求回城！
省知青辦派人到餘山下小學找到我，首先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給我批了半立方米的東北鬆木材和兩百元的“支票”。其實，隻是一張白紙條，連公章都不蓋，他們讓我憑這紙條到鄂城縣的儲蓄所拿現金，不過後來真的拿到了。
上級領導給我送“支票”的時候，有人來敲我的門，我剛開一條縫，王衛東便擠了進來，哭訴她的不幸和難處，我想都是政府的錢，急忙幫她敲敲邊鼓。她當時也得到了半立方米的東北鬆。王衛東盯著我手上的“支票”又開了口：“請你再寫一張給我吧，100元也行啊！”我真的被她氣暈了！
那人道：“這筆錢是中央批下來專款專用的，我無權動用。樹是省裏的物資，我們還可以照顧一下。”
我向餘校長請假帶著小叔子海山去縣林業局領木材，王衛東死活要跟著我。她已嚐到甜頭，知道跟著我就有好事情。那時我與父母的關係已經緩和，恰巧爸爸運貨到縣裏，空車回程潮，便抽空來幫我運木材，車廂那麼大，我便把王衛東的木材也拉了回來。
20年後，有一天我在程潮鐵礦辦公大樓門前，碰見了已上了中巴車的王衛東。她大聲喊著：“王琴！王琴！我是王衛東呀！”
她仍是那麼黑那麼胖，隻是兩鬢已添了許多銀發，想起她曾是我的知青姐妹，想起我們在一起共同熬過的那苦難的歲月，我的眼淚立刻就掉了下來。
我追著汽車喊：“衛東！衛東！你快下來！”
車主已收了她的錢，不肯退票並叫司機飛似的開車。我透過車窗看見王衛東也留下了淚水……
三
劉子香教四年級的語文，是班主任。我聽過劉子香老師的公開課，非常生動。劉老師很愛拉二胡，他的寢室就在我的斜對麵，我們又共教一個班，關係也比一般人走得近。
吃完晚飯，離晚上辦公還有一段時間，劉老師便拿出二胡，我唱什麼他就拉什麼。有時徐老師和餘校長也過來湊趣。現在一想起那段時光，真是我當知青時最安心的時候。
吳永才是副校長，教六年級的語文，個子高大，濃眉大眼，屬於長得很帥的那種男人。他不多言不多語，喜怒哀樂不輕易在臉上表現出來。他的毛筆字很怪，在全國也怕是自成流派。怪雖怪，但很中看，各班布置教室的時候，他的教室四周就貼滿了他寫的怪字。
我最不如人的就是寫字，而且最不會用粉筆寫板書。我的正楷字更差勁，為了讓學生能看明白，必須一筆一畫地寫。
餘校長背地裏總是取笑我：“你的字呀，就像幾根火柴棍搭起來的！”好在我會畫畫，布置教室的時候，我的教室四麵都是我畫的正在跳舞的各族人民。我的學生跟我在一起特興奮，因為我是用普通話進行教學，又逼著學生用普通話回答問題，這樣一來，我的學生們由於新奇而全神貫注。
我擔任二（2）班的班主任時，就預測過好幾個學生將來一定前途無量。歲月匆匆，我預測的學生統統考上了北大和清華，有的還是研究生。隻有一個叫餘金花的女生，因父母不願繼續供她念書而未成鴻願。
過了多年，我在程潮碰到了餘金花，她已出了嫁，真是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她對我說：“餘群傑、餘炳清和幾個在北京讀書的同學放暑假時就約我一起到黃石看您，可不知到您的詳細地址也就作罷了。我們還在一起聊起，您給我們講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故事，從那時起，他們發誓一定要好好學習，讓國家更強大。後來，他們都考入了北京的大學！”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無論別人如何看待我在餘山下小學的是是非非，但我的學生們記得我，這就足夠了。
有一天，餘校長從公社開會回來，很興奮地在辦公室說他撿了一個便宜：公社分給餘山下小學一個公立男教師。
不一會兒，那個叫朱積來的男老師就扛著破行李卷兒進來了，他緊靠著大門邊的牆角站好，全體老師都在辦公室坐著，誰也不吱聲，煞有介事地各忙各的，但都心照不宣偷偷地打量這個朱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