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決定性的一步
嚴嵩任禮部尚書期間，“大禮議”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最高階段。在他“秉虔盡職”，積極謀劃之下，嘉靖皇帝使其父“稱宗入廟”的夙願終得實現。
按照封建禮製，在位之君生時稱皇帝；死後加廟號，稱祖，稱宗，並以一定昭（父）穆（子）序列祭入太廟（已故皇帝的神主廟）。生為帝統，死為廟統。嘉靖皇帝的父親在世時雖然沒有做過皇帝，但他要將其作為皇帝來尊崇。此前雖已追尊為皇帝，但尚未稱宗入廟，禮儀仍不完備。
還是在嘉靖四年，即大禮議的第一階段，嘉靖皇帝就想解決這個問題，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如願。然而嘉靖皇帝並未死心，諂媚求榮者也在窺測時機。事隔十幾年之後，稱宗入廟的聲浪又一次興起。首先登場的是豐坊。豐坊，浙江鄞縣（今寧波）人，初為禮部主事，為人有文無行，人皆厭之。其父翰林學士豐熙是左順門事件（嘉靖三年，朝臣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請願，抵抗皇上的議禮主張）領袖之一，死於雲南戍所。豐坊當時也曾隨父伏闕請願，受杖貶官。此後父子殊途異誌，豐坊搖身一變，盡食前言，進京上疏，提出複古禮，建明堂，尊興獻皇帝為宗，以配上帝；各地郡縣也立明堂，歲時祝拜，以尊朝廷。嘉靖皇帝得此奏疏，甚是高興，命令禮部立即施行。
“明堂”之製是天子祭祀上帝的古禮。按封建天命觀的理論，人間的皇帝乃是非人間的“天帝”的兒子，代表天帝統治人世，故稱“天之宗子”。天子事天，如同子之事父，一年之中有四次祭祀之禮。即冬至圜丘禮，孟春祈穀禮，孟夏雩壇禮，季秋明堂禮。其中圜丘、祈穀、雩壇是“郊祭”禮，郊祭祭天；明堂是“堂祭”禮，堂祭祭帝。“天即帝也”。在祭天時，由“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祭；祭帝時，由“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祭。明代嘉靖以前，郊天之禮由太祖朱元璋配祭；而明堂祭帝之禮未定。依照周禮，若建明堂，則應由繼承和發展明太祖基業的明太宗（永樂皇帝）朱棣配祭。但此時豐坊卻大膽地提出加尊嘉靖皇帝父親廟號，稱宗，在明堂秋祭時配享上帝，取太宗朱棣地位而代之。豐坊的建議引起士大夫的普遍反對，斥其“勇於為惡”，“天下皆恨其諂”。
擺在禮部尚書嚴嵩麵前的是一個難於應付的局麵。順從皇帝吧，會招致眾怒；抗旨不遵吧，失寵罷官的厄運便會降臨。他小心謹慎地研究著策略。嘉靖十七年六月，先呈上一份名為《明堂秋享大禮議》的模棱兩可的奏疏，對明堂之製及稱宗入廟等沒敢明確表示可否，而是踢給了皇帝本人，“伏乞聖明裁之”。
嚴嵩自謂左右逢源，必當上意。豈料皇帝對其圓滑的騎牆態度頗為不悅，於是找來內閣大學士夏言，希望他挺身而出，為議禮再立新功。但是夏言對此“噤不敢出一語”，違旨不遵，皇帝碰了釘子。對於群臣不肯從旨的舉動，皇帝憤怒地說：皇考配享稱宗，“烏在其為不宜也”？令禮部再集廷臣會議，必按其誌施行。朝臣中不乏不畏淫威，直言諫諍之士。戶部侍郎唐胄抗旨力爭，提出應由太宗而不應由興獻帝配祭，並對嚴嵩的奏疏提出批評。此疏呈上，龍顏大怒，唐胄被逮入獄，削官為民。見此陣勢，嚴嵩嚇破了膽，連忙改口，再上《奉旨以獻皇帝配帝複議》，明確表示皇上的聖諭“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千百世莫之有易者”，因此應該依照聖上之意，由皇上父親興獻皇帝配祭。對於他能夠改弦更張，皇帝表示“嘉納之”。主管禮儀的禮部尚書態度的轉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於是明堂秋祭之禮便以興獻皇帝配享決定了下來。
稱宗、入廟之議仍是懸案。為此嘉靖皇帝以假設同臣下問答的形式，親自撰寫《明堂或問》一文，闡述自己的主張，要求群臣鸚鵡學舌，予以迎合附會。文中怒斥抗旨者“愚哄其君，殘狠之無比”，蠻橫地提出“必稱宗、必祔廟”，其父必須與曾經君臨天下的天子一樣享有完備的“一代宗廟之禮”。同時又提出，太宗通過“靖難”，由親王而繼帝位，其功與“再創一般”，因此廟號應由“宗”而升為“祖”，以區別於其他列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