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多寫一點人的命運。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複，上百萬青年如過江之鯽般地湧向剛剛打開大門的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便招進了幾十個年齡相差超過20歲以上的學生，其中3位是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十多年後，他們三人分別創辦了TCL、康佳和創維，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之和占全國總產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後，從湖南和四川的監獄裏先後走出了兩個當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們一個叫楊曦光，一個叫牟其中，他們入獄是因為他們分別寫了一個同題的萬言書《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來崇尚憂國論道的湖南和四川，他們是公認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時刻準備用熱血去喚醒迷亂中的祖國的大好男兒。這是兩個如此相似的男子。楊曦光出獄後就參加了全國高考並一舉登榜，3年後他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再兩年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他後來改名楊小凱，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數據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層麵上一次又一次地拷問年輕時提出過的那個問題，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離開人世。而牟其中則走上了另外一條更驚心動魄的道路，他出獄後當即借了300元，創辦了一家小小的貿易公司，隨後的10年裏他通過“罐頭換飛機”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為最早的“中國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熱情從來沒有喪失過，反而在首富的光環下越來越濃烈，終而他在年過50之際再度入獄，至今還在武漢的監獄中日日讀報，有時還寫出一兩封讓人感慨萬千的信件來。
這樣的關於命運的故事將貫穿在整部企業史中。在我看來，企業史從根本上來講就是企業家創造曆史的過程。隻有通過細節式的曆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國商業圈出沒著這樣的一個族群：他們出身草莽，不無野蠻，性情漂移，堅忍而勇於博取。他們的淺薄使得他們處理任何商業問題都能夠用最簡捷的辦法直指核心，他們的冷酷使得他們能夠撥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脈而回到利益關係的基本麵，他們的不畏天命使得他們能夠百無禁忌地去衝破一切的規則與準繩，他們的貪婪使得他們敢於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編造最美麗的謊言。
他們其實並不陌生。在任何一個商業國家的財富積累初期都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人群，而且必然會出現這些人。我相信，財富會改造一個人，如同繁榮會改變一個民族一樣。在書稿整理的某一個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過一個很怪異的感慨：我很慶幸能生活在這個充滿了變化和激情的大時代，但是說實話，我希望它快點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