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草民史”。
這或許是混沌的所在，或許，也是曆史的真相所在。
——本書作者
2008年，是一個需要想象力的年份。一出長達百年的複興大戲將在這一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曆史如同羅馬神話裏的那個“雙麵神”雅努斯（Janus），它有兩幅麵孔，一幅回望過去，一幅注視未來。回望過去的起點，那是一個月光黯淡的午夜。1869年的7月7日，同治八年農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在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熏天的漢人大臣曾國藩困坐愁城。他對幕僚趙裂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3年後，曾國藩“如願以償”地去世了。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這位才智超群的湖南人極力推動洋務運動，這成為中國近代企業的啟灶，他和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創辦的輪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廠、開灤礦務局至今餘脈尚存。
100多年後的1974年10月，中國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當時中國最總要的思想家顧準正處於生命的最後時刻。那是，深愛他的妻子已在絕望中自殺了，親密的朋友們相繼背叛消沉，連他最心疼的子女們也同他劃清了階級界限，而“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這樣的秋風蕭瑟中，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準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有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跟你做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神武景氣”：神武天皇是日本傳說中的第一代天皇。傳說他在2600多年前由神變為人，受上天的旨意來統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人們將1955—1957年的經濟增長稱為“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但是什麼時候到來就不知道了，所以，他送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兩個月後，顧準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地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過了4年，顧準預言成真，中國告別意識形態的禁錮，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試驗。
那是一個已經虛弱至極的國家，從領導者到匹夫百姓，一開始都顯得茫然無助，外援無助，內資困乏，僵硬的體製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腳。那些在日後改變時代和自己命運的人們出身卑微，幾乎沒有受過任何商業教育。星火從窮鄉僻壤燃起，自東南沿海而興，跌跌撞撞，時隱時現，倔強寸進，終成燎原大勢。30年後，他們創造了一個商業無比活躍、經濟持續增長時間最久的國家，他們自己也成為了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敗的商人。
從保定府直隸總督後花園的那個黯淡夜晚，到即將來臨的2008年8月8日煙花滿天的北京之夜，曆史完成了一段曲折跌宕的、神話般的宏大敘述。便是在這樣一個長達130年的時空縱深中，我們一起來體驗剛剛經曆的“激蕩30年”，自當有一份別樣的感慨。
30年來的中國商業界，已麵目全非。1979年，8家大型國營工廠被選為全國首批企業改革試點，如今6家不複存在，兩家難言輝煌，它們都沒有成為成功的涉水者。在80年代，曾經叱吒一時的改革風雲人物，如年廣久、步鑫生、張興讓、馬勝利等，都成了沉寂的“曆史人物”。而在90年代湧現的眾多商界英豪，如牟其中、褚時健、潘寧、李經緯等，或沉或浮，俱成過眼煙雲。一些曾經是改革標杆的地方和名詞，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及“蛇口經驗”等，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發效應。30年來，人們曾經激烈爭辯的“姓資姓社”問題，如今早達成共識，很多冒險者為之付出代價甚至失去生命的“禁區”，在今天看來，都已是尋常之事。曆經數輪成長周期的洗禮，經濟變革的主題及公司成長的路徑，幾度轉型變軌，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想。中國企業跋涉在一條十分獨特的市場化道路上，它們在一係列看似偶發的曆史事件和社會變革過程中（譬如“特區”的開設、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互聯網經濟的誕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資本市場等）不斷適應、順勢前行。在這場精彩而多變的曆史進程中，根本觀察不到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客觀規律”。
如果說這個曆史進程有什麼共同點，那麼，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全體國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困現狀的堅決告別和對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所有人從未動搖過的價值追求，人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也不管你是白貓黑貓，隻要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道理有千條萬條，發展史最硬的一條。正是在這種整體共識下，任何曲折與反複最終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種意義上，30年的中國經濟奇跡，是一種無比務實的經驗主義價值觀的勝利。
第二點就是各個利益集團圍繞財富、權力和成長空間進行的博弈、妥協與交融。從變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資本集團的競爭格局就已經出現。國營企業力圖提高效率，擺脫體製束縛。它背靠雄厚的國家政策和資源支撐，處在得天獨厚的競爭高位上，最終靠強勢的壟斷戰略實現了脫胎換骨般的成就。跨國資本一直受到親睞，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患上了“外資依賴症”。它先是在稅收、用工和土地政策上獲取了驚人地利益，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種特別意義上的“中國企業”。
相對國有和跨國資本，對中國變革貢獻最大的民營資本一直命運多舛。它們從草莽崛起，幾乎沒有任何資源扶持，成長受到多重局限，並每每在宏觀調控時刻成為整頓和限製的對象，不過，它們卻是變革最重要也是最堅決的推動力量。就像詹姆斯·金奇在《中國震撼世界》中所說的那樣：“從一開始，中國改革就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隻不過以從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現。”這一特征帶來了一個貫穿30年的景象，發生於民間的資本力量總是承擔著改革的政策風險。在它們的行為被政策認同之前，與失敗隨時都會降臨。它們既是計劃體製的突破者，又是現行製度的違規者，不得不遊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所謂的“原罪”由此而生，無數企業悲劇便是在這裏層出不窮地上演。有的時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業家能夠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幫助，而是因為他們無視政策的存在。這種公司演進，也許不是什麼必然的產物。它的形成過程以及運動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見的經濟學概念來加以規範，也不能以最寬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運作機製或經濟模型來加以對比。其漸進的路徑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滿多變性。這個過程在整個國家和地方的不同層次中分散地、各自獨立地逐步進行，然後在一個時點上彙成一股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