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走出改革初期的淺灘階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中國。站在2008年的金色船楫上，我們常常會憑風暢想。我們期盼並不遙遠的將來，在世界商業史上，“中國企業”將與“美國公司”、“日本公司”一樣成為某一企業模型的特定概念。而這顯然不是一個可以輕易達到的目標。
在過去的30年裏，一直存在著兩個中國：經濟強勁成長的中國、體製消耗嚴重的中國，後者正是所有製問題導致的結果。
在本部企業史中，我們曾經一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在這場偉大的商業崛起運動中，始終沒有誕生一家偉大的世界級公司？中國企業第一次進入全球商業評價體係是在1989年，在這一年的《財富》上，中國銀行首次進入全球500強排行榜。而從1996年起，打造中國的世界級公司成了一個被高調宣揚的夢想，至少有超過200家公司將自己的目標定位於此。今天，當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事實的時候，“什麼時候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家世界級的公司？”這已經成了中國商業界必須麵對的一個十分尷尬的挑戰。
世界級的企業應該誕生於一種先進的商業製度之中。壟斷當然能夠產生效益，就好像集權能夠帶來效率一樣，但壟斷和集權並不能與市場化的、公平的商業製度並存。讓人遺憾的正是，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中沒有一家是在完全競爭領域中誕生的，偏執的製度安排帶來了資源的聚集，它算不上是一個偉大者的誕生。世界級的企業應該經曆過偉大的冒險和征服。當今被我們冠以世界級企業的那些名字，從可口可樂、通用、大眾到索尼、三星，沒有一家不經曆了全球化的洗禮，沒有一個不是在激情的競爭中征服萬千，衝殺而出。在這份名單中也有失敗者，如韓國的大宇、美國的AT&T，但是，它們的倒下也是一次值得尊敬而富有價值的體驗。世界級的企業還應該有偉大的管理思想和偉大的企業家。一個讓人慚愧的事實也許是，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亞洲最賺錢的公司——而且將誕生越來越多的“市值第一”和“最賺錢的公司”，但是它們可能貢獻的卻是讓人乏味甚至反感的管理思想，在它們的背後有一群不稱職的經理人和一隻巨大的壟斷手掌。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讓人擔憂的事實。
在相關觀察中，另一種反應則是對中國企業家的討伐。譬如海爾、聯想，已經成長20餘年，與它們同時誕生的戴爾、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級的聲譽，可是我們的公司為什麼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
這種譴責得到很多人的認同，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它們也許真的在某些關鍵時刻喪生了巨大的機遇。在90年代後期，它們曾有機會通過核心技術能力的提高來獲得穩固的市場地位，結果卻不爭氣地陷入了價格戰的糾纏。在當今的中國製造業，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幾乎都沒有完整地核心技術，這成為阻礙它們參與全球競爭的最大困難，也是它們最終無法成為世界級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看到，這些企業的成長至少受到了兩個方麵的致命限製。在產權所有上，它們天然地具有模糊性，這消耗了企業家大量的智慧並直接導致決策的迂回。中國大企業在產權上受到的困擾是“舉世罕見”的，很難想象一家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業大運作。在規模擴張上，它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金融支持，無法再最合適的時候完成偉大的跨越。由於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刺激，中國最終放棄發展財團式企業的設想，還讓那些通過製造業而成功的企業無法獲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試圖突圍的民間企業，如德隆、格林柯爾、華晨等，則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險而傾轍。
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所有在完全競爭領域成長起來的中國新型企業無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擾。在這個意義上，產權製度的畸形和體製的落後是造成中國企業無法完成世界級跨越的重要根源。
已故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用以下4個特征來描述他心目中的“企業家經濟”：在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環境中，量大麵廣的中型公司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力量；職業經理人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管理作為一門技術被應用於廣泛的經濟和非經濟領域；企業家行為成為社會創新和新秩序建設的關鍵。在德魯克提出“企業家經濟”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正走出零增長的衰退困境，而在這次複興中，以軟件產業為代表的新興企業第一次取代政府成為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的企業家精神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國青年。
德魯克的描述是那麼生動，令每一個讀到這裏的人都會將之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類比。的確，我們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動機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來的製度設計，似乎使我們已經與“企業家經濟”漸行漸遠。如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言，“二十多年中國的改革，簡言之，是從等級特權轉向以資產界定權利。這是困難程度極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樣批評，中國的經驗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案例。”今後，我們需要觀察的是，等級特權是否在已經界定清楚地資產競爭中依然發酵，或者說，某種身份的資產是否擁有優先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