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戰中落伍的日艦“比睿號”冒險從我艦群中穿過，我來遠艦在相距四百米距離上發射魚雷，未中。日本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向其發四炮，又有兩炮未中，福龍號魚雷艇趕來向其連發三枚魚雷，最近的發射距離隻有四十米，竟無一命中！可是平日裏上報演習都是百發百中的。李鴻章向太後誇耀北洋海軍“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日艦火炮命中率竟高出北洋艦隊九倍以上！
軍隊平日腐敗，戰時必定付出高昂代價，而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借助謊報軍情。豐島海戰，廣乙號沉沒，濟遠號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但丁汝昌卻報李鴻章，“風聞日本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
甲午海戰，我方在無效射距倉促開炮，震塌飛橋，丁汝昌跌傷，艦隊失去指揮，奏報時卻成了“日艦排炮將定遠望台打壞，丁腳夾於鐵木之中，身不能動”。丁汝昌還向李鴻章報稱“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即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實際上日方艦隊中根本就沒有魚雷快船，致遠在沉沒前也從沒有“將來船攻沉”。此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經遠、揚威、超勇、廣甲等五艦，日艦一艘未沉，李鴻章卻致電軍機處“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攻”，還說“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逃循，牽亂全隊，必可大獲全勝”。清廷也以為真是“東溝之戰，倭船傷重”、“鄧世昌首先衝陣，攻毀敵船”、“沉倭船三隻，餘多受重傷”而給予大力褒獎。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之中。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平或以為勝。
後北洋報沉的日艦又出現在圍攻威海衛（今山東威海）的日艦行列中，但直至全軍覆滅的那一天，我軍謊報軍情都未曾中止過。
1894年11月，鎮遠艦在歸威海衛港時為避水雷浮標誤觸礁石，“傷機器艙，裂口三丈餘，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複，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嚴重的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就成了“鎮遠擦傷”，具體是“進港時為水雷浮鼓擦傷多處”，以至清政府真以為如此，下諭旨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
1895年2月，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台後先稱丁汝昌令其率軍衝出，再稱威海衛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消了對威海衛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衛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艱難的處境最能考驗軍隊，北洋海軍在威海衛圍困戰後期，軍紀已是蕩然無存，首先部分人員不告而別，當時醫院中人手奇缺，中國醫生看護多於戰前離去，“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於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後，相形之下殊為可恥”。其次是有組織，攜船艇的大規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及兩隻小汽船在管帶王平、蔡廷幹率領下結夥逃循，開足馬力企圖從西口衝出，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之火炮及日軍艦炮之轟擊，一艇跨觸橫檔而碎，餘沿汀西竄，日艦追之。或棄艇登岸，或隨艇擱淺，為日軍所擄”，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就這樣丟盡臉麵地毀滅了。
最後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水手棄艦上岸，陸兵則擠至岸邊，或登艦船，求載之離島”、“哨兵已不在崗位，弁卒多離營壘”、“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台守將張文宣被兵士們擁來請降”、“嚴道洪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麵對這樣一個全軍崩潰的局麵，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複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喧赫一時的北洋艦隊就此全軍覆滅。隻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北洋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親曆戰鬥全過程的洋員泰萊，對這支艦隊作了這樣的評論：“如大樹然，蟲蛀入根，觀其外特一小孔耳，豈知腹已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