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也就這樣過去，去年八九月間，他委托他的老伴告訴我的兒子，要我到醫院裏去看他。我十分了解他的心情：這是要同我最後訣別了。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同兒子到了他住的醫院裏。病房同中南海他的住房同樣寬敞高大，但我的心情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同那一次進中南海相比，我這一次是來同老友訣別的。喬木仰麵躺在病床上，嘴裏吸著氧氣。床旁還有一些點滴用的器械。他看到我來了，顯得有點激動，抓住我的手，久久不鬆開。看來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握老友的手了。但是，他神態是安詳的，神誌是清明的，一點沒有痛苦的表情。他仍然同平常一樣慢聲慢氣地說著話。他曾在《人物》雜誌上讀過我那《留德十年》的一些篇章，不知道為什麼他現在又忽然想了起來，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我此時此刻百感交集，我答應他全書出版後，一定送他一本。我明知道這隻不過是空洞的謊言。這種空洞縈繞在我耳旁，使我自己都毛骨悚然。然而我不說這個又能說些什麼呢？
這是我同喬木最後一次見麵。過了不久，他就離開了人間。按照中國古代一些知識分子的做法，《留德十年》出版以後，我應當到他的墳上焚燒一本，算是送給他那在天之靈。然而，遵照喬木的遺囑，他的骨灰都已撒到他革命的地方了，連一個骨灰盒都沒有留下。他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然而，對我這後死者來說，卻是極難排遣的。我麵對這一本小書，淚眼模糊，魂斷神銷。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現上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說了也是白說……
我同喬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對他我有意回避，絕少主動同他接近。這是我的生性使然，無法改變。他逝世後這一年多以來，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芻一樣，回味我們六十年交往的過程，頓生知己之感。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現在我越來越覺得，喬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卻加濃了我的懷念和悲哀。這就難說是好是壞了。
隨著自己的年齡的增長，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在人世間，後死者的處境是並不美妙的。年歲越大，先他而走的親友越多，懷念與悲思在他心中的積澱也就越來越厚，厚到令人難以承擔的程度。何況我又是一個感情常常超過需要的人，我心裏這一份負擔就顯得更重。喬木的死，無疑又在我心靈中增加了一份極為沉重的負擔。我有沒有辦法擺脫這一份負擔呢？我自己說不出。我悵望窗外皚皚的白雪，我想得很遠，很遠。
1993年11月28日淩晨
悼組緗
組緗畢竟還是離開我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最近幾年來，他曾幾次進出醫院，有時候十分危險，然而他都逢凶化吉，走出了醫院。我又能在池塘邊上看到一個戴兒童遮陽帽的老人，坐在木頭椅子上，欣賞湖光樹影。
他前不久又進了醫院。我仍然做著同樣的夢，希望他能再一次化險為夷，等到春暖花開時，再一次坐在木椅子上，為朗潤園增添一景。然而，這一次我的希望落了空。組緗離開了我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對我個人來說，我失掉了一個有六十多年友誼的老友。偌大一個風光旖旎的朗潤園，楊柳如故，湖水如故，眾多的賢俊依然燦如列星，為我國的文教事業增添光彩。然而卻少了一個人，一個平凡又不平凡的老人。我感到空虛寂寞，名園有靈，也會感到空虛與寂寞的。
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三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就認識了組緗，當時我們都在清華大學讀書。歲數相差三歲，級別相差兩級，又不是一個係。然而，不知怎麼一來，我們竟認識了，而且成了好友。當時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林庚和李長之，可以說是清華園“四劍客”。大概我們都是所謂“文學青年”，都愛好舞筆弄墨，共同的愛好把我們聚攏在一起來了。我讀的雖然是外國語文係，但曾旁聽過朱自清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課。我們“四劍客”大概都偷聽過當時名噪一時的女作家謝冰心先生的課和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先生的課。結果被冰心先生板著麵孔趕了出來。和鄭振鐸先生，我們卻交上了朋友。他同巴金和靳以共同創辦了《文學季刊》，我們都成了編委或特約撰稿人，我們的名字堂而皇之地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麵上。鄭先生這種沒有一點教授架子，決不歧視小字輩的高風亮節，我曾在紀念他的文章中談到。我們曾聯袂到今天北京大學小東門裏他的住處訪問過他，對他那插架的寶書曾狠狠地羨慕過一陣。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可惜長之和組緗已先後謝世，能夠回憶的隻剩下我同林庚兩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