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完春節就開始拌種，這時俞兆遠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時，他都抓把麥子裝在鞋殼裏，或者頂在頭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經給鐵鍁換了個竹竿鍁把，把竹節打通，往裏邊裝糧食，收工時帶回宿舍。這樣帶了幾次糧食之後，他的計謀被一位管教幹部識破了。管教幹部還跑到宿舍把他的書箱打開，發現他已經存了半箱子小麥。結果扣了他一頓晚飯，還拉出來開了一次批鬥會。
拌完種開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頭偷麥種吃。按照當時的糧食供應量，一天十二兩——四分之三斤，糧食不應該那樣緊張，可實際情況是勞教分子每天要勞動十到十六個小時，超重超常的勞動把人們的身體軋幹了，一斤不到的糧食不能提供身體所需要的熱量，人員大批倒斃！
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隻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裏。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裏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裏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飯的時候，灶上給的那一碗末糊湯[5]誰都吃不出它是鹹的淡的還是酸的。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農藥的麥種，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頭上打滾；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認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過兩個鍾頭肚子不痛了，腸子咕嚕嚕響，拉起肚子來。拉了好幾天，拉得連路都走不動了。過了幾天再吃種子，胃痛就減輕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斷地播種，種小麥，種胡麻，種苞穀，種高粱。種什麼他們就偷什麼吃。
六月是青黃不接的季節，小麥開始揚花灌漿。這時在地裏他們就揪麥穗，嚼，嘬麵水。到下旬麥粒還是綠色，但卻有仁了，他們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麥衣子，吃綠麥仁。
七月，收獲的季節，隻要躲開管教幹部的眼睛，人們就把衣裳鋪在地上，提個麥棵子過來，跺幾腳，麥粒就掉下來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幾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頭上偷吃麥子，但就俞兆遠偷得凶。他不光偷著吃，還儲存，把偷的糧食埋在草灘上或者田埂的某個地方，做上記號。他的第六感官告訴他糧食將更加緊缺。
他這種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還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腫奇跡般地消失了，挽起褲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這時夾邊溝農場已經餓死上百人了，還有幾百人餓得走不動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遠的智慧所沒有預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農場領導突然傳達上級指示：夾邊溝農場和新添墩的勞教分子，除去體弱多病者，全部轉移到高台縣的明水鄉去。酒泉勞改分局決定在那裏組建明水農場。指示下達的第二天，生產股的羅股長和兩名幹事親自帶領從基建大隊和農業大隊挑選出來的150名年輕強壯的右派先行出發。俞兆遠是其中之一。酒泉勞改分局派來了幾輛卡車把他們拉到酒泉去乘火車。俞兆遠的心痛苦極了，藏在草灘上的糧食隻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後，俞兆遠一提起那次轉移明水的事就說，那是雪上加霜。火車於第二天上午十點把他們拉到高台縣的明水河車站。他們以為到明水農場了，可是羅股長告訴他們，他們一百多人的任務是往東走，去挖大幹渠。他們扛著行李走到天黑時分，走到臨澤縣的新華農場附近的戈壁灘上。羅股長指著幾間又破又矮的泥房說，就是這個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灘上有一條與鐵路平行的斷斷續續沒挖成的渠道。羅股長說，這條渠要和張掖的黑河連起來，要引來黑河水澆灌將要開墾的五十萬畝土地。
還在蘭州當科長的時候俞兆遠就聽說過，省委計劃要在臨澤縣和高台縣建設一片全省最大的穀物場，但他不了解眼前這條開挖後又停工的幹渠是什麼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還是勞改隊？大幹渠往東，每隔兩華裏就有一片破敗的泥房，可見這裏曾集中過很多人。
他們把幾間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來，然後就開始挖渠。挖渠的工地離著住處還有幾公裏，他們每天早上吃過飯就扛著鐵鍁往東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員抬籠屜時掉進開水鍋裏，人們慌亂中將他打撈出來，身上的皮都酥了。別人想幫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兒哪兒掉皮。羅股長急忙組織人抬到新華農場醫院去，醫生們也手足無措，找車往縣醫院送，走到半路就命喪黃泉。這件事帶來些許混亂，停了兩天工。後來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邊來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糧大幅度減少，從每人每日一斤減到半斤！右派們驚了：一天一斤尚且餓死人，吃半斤焉能勞動？人們議論紛紛，人心惶惶，天要塌下來的樣子。羅股長也覺得問題嚴峻，怕繼續挖渠會造成大批倒斃，便挨屋通知：先休息兩天，看上級領導有什麼新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