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院子我就發現壞事了：院子裏黑壓壓都是人，有站著的有坐著的，有些人嘰嘰喳喳說話，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們的身後還有人被趕進來。一間大房子亮著燈，那位警察叫我們往那間房子走，說是叫我們登記。走到門口，我看見房間中央放了兩張桌子，坐著兩名警察。我在心裏立即作出決定不能登記：這是個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還沒有宣布我為極右分子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之前我就聽人說，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竄來蘭的無業遊民送進收容所，集體押上火車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農場、蘑菇灘農場強製勞動，每月發二十四元工資。我可是不能脫離虎口又進狼窩。
那位警察把我們領到房門口叫大家排好隊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後邊燈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個機會就離開隊列混進院子裏的人群裏。我在人群裏走了走，搞清楚這些人都是從河南、山東、四川等省來的農民，盲流，他們想到新疆去謀生，但在張掖被趕下了火車。我看見院牆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對兩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說：你們怎麼不跑？一個姑娘說，天亮了管飯，等吃完飯再說。我說我現在就要跑，請你們幫幫忙。我用雙手扒住牆頭，兩個姑娘從下邊推我，我翻過牆頭跑了，跑到候車室去。
候車室裏偶爾有警察走動，但我很鎮靜地坐在椅子上看書，裝成候車的樣子。我自信自己的穿著舉止不像個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還真帶出去了幾個人，卻沒來盤問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後太陽出來了，外邊開始暖和一點了，我走出候車室。經過一夜的折騰，我的肚子餓得扁扁的，又饑又乏，我得想辦法搞點吃的。離車站很近就是通往張掖縣的馬路，有幾家飯館，還有燒餅鋪，門口的玻璃櫃裏碼著很多燒餅，但是我沒有錢也沒有糧票買燒餅。我身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隻有手裏提的一個布兜，布兜裏裝著我心愛的兩本書。我從蘭州到夾邊溝帶著它們，從夾邊溝遷移明水還保存著它們。在明水很多人把書撕掉燒火取暖了，我沒舍得燒。我從草灘上撿牛糞取暖。可現在我決定賣掉它們。我需要食品：我已經餓得雙腿發軟、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補充點營養，我就要倒在街頭了。
我把兩本書從布兜裏拿出來，雙手托著沿街走動，尋找買主。我尋找在我看來是念過書的人。我認為，那些不識字的引車賣漿者流是不會買我的書的。當然，賣給搞醫的人最好，但我無法辨認出這種人來。遇到像是識字的人，我就走過去問，我這裏有兩本好書，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過去了，看都不看書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書，或者接過去翻一下又合上，遞給我：沒用，我不是搞醫的。
一上午我也沒有賣出書去。到了下午，我幾乎都絕望了：我已經餓得頭暈眼花，腳步蹣跚，快要走不動路了。我覺得麻煩了，我非得倒斃在張掖火車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與其倒在街上，還不如到候車室坐著去。在候車室倒斃，鐵路工作人員可能還要管一管，說不定在我氣息奄奄之際給我一點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這時候我突然就改變了昨夜的想法，進收容所就進收容所，總是要給口飯吃的，餓不死。我的腦子裏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兩個四川姑娘說的話：吃完飯再說——她們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車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馬路了，這時我發現兩個蓄著長胡子的老人在一間房門口曬太陽。我看得出來，這是兩位有文化的老人。他們的穿著和臉色氣度表現出他們不是引車賣漿者流。我想再試一次我的運氣，便走近他們，以謙恭的口氣說，老爺爺，我這裏有兩本好書，你們買下好不好？兩位老人看了看我，接過書去了。他們兩人交換著翻了翻書，不說書好書壞，問我，你是哪裏來的？我告訴他們，我是陝北人，家庭是中醫世家；由於家鄉遭了災，想到新疆去謀生，到張掖沒盤纏了，不得不把這兩本書賣了。其中一位老人說，陝西也遭災了嗎？另一位老人站起來說，娃娃，你把這兩本書留下，我給你買兩個燒餅。在火車站的附近轉悠了一天，我已經了解到饑餓在張掖地區的慘烈，——街頭上臥著餓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張掖地區同樣的金貴，所以我二話沒說就同意了。那兩本書一本是《針灸大全》，一本是《針灸學》，要是放到現在，就是稱斤賣也能買三四個燒餅。
老人在一家國營飯館裏買了兩塊半斤的燒餅，還給我要了一碗開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裏呼嚕就把兩塊燒餅吃了，開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開水也喝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