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裏，河西走廊是非常幹旱的，夏天無雨，冬季下雪的次數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說，你這種印象不準確，河西下雪的次數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來也很嚇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場大雪來說，下了近一尺深，我沒齒不忘。
和桑說，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沒齒不忘是因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黃昏，她收到父親來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中說，他在蘭州聽到消息，夾邊溝農場的右派調到高台縣明水鄉去了，明水的情況非常嚴峻，問她能不能請幾天假去夾邊溝農場看看景超。父親在嚴峻兩個字下邊還劃了兩橫。
和桑很明白父親那兩個字下邊劃橫線的意義，那意思是說他不能寫得更明白了。那個年代，很多話是不能說出來的，尤其是給她這樣的人寫信。
其實，她比父親更清楚景超的情況，因為她僅僅是戴了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級，在安西縣境內的四工農場勞動，改造思想。報社每月還寄給她五十八元的工資。而景超卻是極右分子，被開除公職，押送酒泉縣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已經兩年八個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給她，說他從夾邊溝農場調到高台縣的明水鄉了，口糧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給景超，說，我們的口糧也減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還夾了10斤糧票。景超再也沒有寄信來。
在接到父親的來信之前，和桑的大腦裏就沒有過請假去看丈夫的念頭。在四工農場勞動的都是刑滿就業人員和右派分子，她沒聽說過誰請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請假奔喪。王景超是勞動教養的極右分子，她更不敢有這樣的非分之想。
但是，這天夜裏，她躺在土炕上再也無法入睡。父親的信在她的心裏激起了強烈的欲望：必須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家鄉淪陷，十八歲的哥哥帶著他逃難到了大後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隊開赴抗日前線，他進了一家傷病醫院當看護員。後來他離開傷病醫院進了專為淪陷區兒童開設的學校，讀完中學。以後的幾年裏，他又靠著打工掙錢讀西北大學哲學專業。畢業時正趕上西安解放，他便參加從老區來的阮迪民領導的甘肅工作團新聞大隊來到蘭州，創辦甘肅日報。他十三歲離開家鄉，始終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他在甘肅沒有其他親人，沒有人去夾邊溝看望他，沒人給他送食品接濟。他可能餓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線上掙紮，正需要親人的安慰和鼓勵，需要親人的關懷和溫暖。
她甚至在心裏譴責自己了：為什麼沒有早點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處境和景超一樣，也是在農場勞動改造，但是，這能成為沒去看景超的理由嗎？作為妻子，不管自己的處境如何困難，都應該首先想到丈夫，為丈夫做出犧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風，她用一塊頭巾包住了臉，頂著噎人的風塵走到場部大院去了，徑直走進了農場政委[1]劉生貴的辦公室。經過一夜的思想鬥爭，她作出了決定，請假試一試，準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準就找機會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來，開批鬥會，或者給以嚴厲的懲罰，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準備赴死的精神走進辦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幹別人從來沒幹過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將是一頓訓斥，一次臭罵，一場暴風驟雨，所以站到劉政委麵前後，竟然緊張得說不出話來，臉色變得煞白。
劉生貴一抬頭看見了她，也看見她不同尋常的臉色，不由得驚訝起來，問：和桑，你要幹什麼？
和桑的腿有點發軟，心也很慌，但她使著勁兒以很僵硬的口氣說，劉政委，我要請幾天假。
劉政委沒出聲，他可能有點不相信，這個右派分子膽敢提出這樣的要求。也可能他還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說話的口氣。
和桑知道，這可是最要緊的關頭，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劉生貴的一句話，這種時候可不能軟弱。於是，她以剛才硬繃著的口氣說：我要去夾邊溝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夾邊溝勞動教養；我父親來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餓死了，我必須去看看他。我就隻請三天假，隻要看一眼就回來。劉政委，行嗎？
劉生貴說，這有什麼不行的？去看看丈夫，這是好事，為什麼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