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桑沒睡。她有點尷尬和難為情：自己雖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紀了，但也是個二十八九的青年婦女，怎麼好和兩個小夥子睡一間房呢？便守著那堆殘火坐著。
兩個小夥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來了，還是那個小右派說，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們不是壞人。
和桑隻好拉開被子睡下，連棉衣都沒脫。這一夜她根本就沒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見星星，雪屑還從茅草縫隙裏落下來。王景超的死也折磨著她：悲痛難忍，思緒萬千，久久難以平靜。她想起來，在反右派運動中，雖然她和王景超在報社裏三天兩頭受批判挨鬥爭，可是回到家裏還是親親切切的，可以互訴心曲。而現在王景超卻是永遠地離開這個世界了，自己不僅僅成了孤孤單單的寡婦，而且還是個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當了無依無靠的寡婦，兩個年幼的孩子也沒有父親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親那兒去，和父母告別，當時老大才六歲，但是他已經隱約覺出媽媽出什麼事了，抱著她不放手，哭著說，媽媽你要去哪兒呀！差一個多月才將滿四歲的老二卻說，我要和媽媽睡，我要和媽媽睡。當時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後呀，拉扯兩個孩子的重負全部壓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緒突然又跳得很遠：那是1949年10月，自己從蘭州女中畢業，已考上了蘭州大學卻又沒去上，而是進了報社；那是因為自己革命熱情高漲覺得參加革命比上學更有意義。進報社不久她就認識了景超。在後來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侶，又是嚴師。他逼著她學習，說，要想當一個好的編輯和記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幫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報社第一次評定職稱就晉升為編輯。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農場那個牛副場長來了：1959年12月，四工農場硬是把她從黃花農場要過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場長遇見了她，竟然獰笑著說，你就是那個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從黃花農場要回來的，你高興不高興？她當時臉都氣黃了，說，我舒服點你就不高興，你是個什麼心態的人呀。牛副場長當時就發狠了，狠狠踢了她兩腳。當時正巧有幾個幹部家屬在旁邊，說，牛場長，你在一個媳婦跟前擺什麼威風？才擋住了他進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著覺。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抬頭看看，那兩個小右派已經沒影兒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頭發，走出房子。
雪已經停了，太陽很亮。
站在門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條十幾米寬的山水溝裏。這兒是山水溝的上梢，溝才一米多深。她住過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來的灣子裏朝崖坎方向掏進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順勢倚坎而建，房頂上壓了些茅草，活像一個菜窖。這樣的地窩子一連有三四間。再往北，山水溝就變得深了，有兩三米深，溝坎上挖了些窯洞，洞口看樣子也就一米高，人趴著能鑽進去。裏邊是大是小，她沒去看。太陽已經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點多鍾，她急急地順著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溝，走進昨天那間房子。
房子裏隻有一個人，就是昨天翻閱死亡登記簿的那個人。看她進來，那人沒說話，她就主動說，我要到王景超的墳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領我去一下？那人說，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墳在哪裏。她說，你不知道在哪裏沒關係，你給我找一個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間隔幾分鍾回來，說，王景超的墳很遠，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聽就上火，提高了嗓門說，我大老遠跑到這兒來看丈夫，沒見著活人，看看他的墳總是應該的吧？
那人說，我說不應該了嗎？
你說不必去了！
我是說太遠，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遠。我從安西縣四工農場來，幾百公裏路都趕來了，他的墳我還走不到嗎？
那人不回答她，反問，你是在安西縣工作嗎？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農場勞動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況和盤托出，心想，到這種地步了，我還有什麼必要隱瞞身份嗎？還有什麼顧慮和懼怕嗎？
那人在她的臉上打量了幾秒鍾，沒言語。
和桑又說，快點呀，你快給我找人呀，領我到王景超的墳上看看，我要為他掃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