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們上車，正是開晚飯的時候，但是列車員告知大家，他們的那份燒餅被管教幹部買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幹部說一會兒送來，又遲遲沒有送來。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時送給那些婦女、孩子吃掉了，此刻隻好餓著。一個來看右派兒子的陝西農民給了點炒麵叫她充饑。
在列車上，她一個人也不認識。她靜靜坐著，聽見有人說了一句話：聽說王景超的家屬來了。她立即對那人說，我就是！你認識王景超嗎？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個隊的。
你能講點王景超的事嗎？
王景超呀，這人正派，對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鄒春生，西北軍區工農速成中學的文化科科長，三八式幹部，右派加壞分子。他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是因為進城後要和當軍醫的妻子離婚，未獲批準，就與一青年女教師同居並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邊還坐著一位臨洮縣一中的教師，問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墳嗎？
她回答：管教幹部說遠，沒去成。
臨洮人說：很近，也就兩百米。
附記
和桑是在蘭州市五泉山公園附近的西北民族學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訪的。講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頓一下說，王景超的故事還沒有講完，我的故事也僅僅開了個頭，你還想知道後邊的事嗎？於是她接著講下去：
前邊我對你講了，我是下決心不在四工農場改造思想跑回蘭州來的。由於我的行動正好和搶救人命釋放右派回家合拍，結果並沒有招來什麼災禍。1961年9月，報社還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複我的工作。當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編輯工作了，領導安排我到資料室管圖書。這時候我就想，幹事業是無從談起了，那就撫養孩子吧，平平安安度過餘生吧。於是，我第二次結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學院的一位講師，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西北民族學院停辦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著文化大革命開始，1968年清隊又把我揪了出來，批判，鬥爭，並於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到會寧縣六十裏鋪交農民監督勞動。監督勞動了四年，1972年我聽到消息要對文革清隊的問題進行甄別，我就又擅自跑回了蘭州，找軍管組要求重新審查我的問題。我不斷地找，反複地找，到了1974年8月，軍管組終於承認錯整了我，將我收回報社並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認整錯了。就該恢複我的工作，但領導卻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學校當教師。說是照顧我和丈夫團聚。並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個月內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動離職論處。我是不願意離開蘭州的，我還有八十多歲的老母需要照顧，甘南州海拔2900米，屬高寒地區，我不能把老母親帶去呀。但是，那個時代，離職就無法生活，無奈之下我還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過了四年，1978年，我的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右派問題改正了。正好這時民院重新開辦，我便隨丈夫調到民院漢語係工作。
1983年，丈夫因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為寡婦。1983年我五十一歲。五十一歲的寡婦還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門來說合，但是被我謝絕了：既然上天安排我這輩子要當寡婦，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這時候，我決心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來。我這一生，自打四工農場回到蘭州以後的二十多年裏，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盤一樣壓在我的心上：我覺得他不該那麼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責任的。我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未能幫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沒有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我對不起他呀。還有，這二十多年裏，我經常想起他，想起我們年輕時你敬我愛、親親熱熱的日子。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思念之情日益增長，不可遏止。我經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幾年來，我無力去做這件事，因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終在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說，我不能在第二個丈夫麵前表現出對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隻能是在無人或者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哭泣。現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蓋對景超的思念了；孩子們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為一日三餐發愁了。我覺得是該去看看景超了，彌補我終生的遺憾。於是，我開始尋找當年夾邊溝的右派，打聽有關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點，一鱗半爪。終於，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縣居住，曾經和我一起在十工農場勞動過的右派高宗華來信說，他七十年代在堿泉子林場當過場長，領著幾個工人在明水種樹，發現過幾片右派們的墳地，每個荒塚旁壓著一塊石頭，石頭扣著的一麵用紅漆寫有死者的名字。他問我是不是願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準備之後就帶著大兒子趕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