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農是一個人的名字。他媽叫李懷珠，是個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農場勞教時生下他。你覺得這個名字古怪嗎？一點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說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還遇到個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懷珠是在夾邊溝農場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夾農。這些年我老了，70歲了，我經常回憶起年輕時候的美好的和艱辛的生活，想起在夾邊溝生活過的日子，想起夾邊溝的姐妹們來。一想起夾邊溝的姐妹們就又想起夾農來，因為那一段時間圍繞著夾農發生了許多難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劃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廳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廳。我是張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農村的一個小地主，家裏有二十幾畝水澆地。1947年我從張掖師範畢業。以我自己的想法，師範畢業了，就在張掖縣當個小學教師就可以了，可是我父親不同意，說我家沒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兩個姑娘，姐姐已經出嫁了，嫁了一個在張掖做買賣的山西商人，那商人那時已經破產了，我姐的生活已經很悲慘了，我一定要上大學，將來找一個好丈夫，他和我媽的晚年才有依靠。於是我父親送我到蘭州讀蘭州大學中文係。在蘭大讀了兩年書蘭州就解放了。蘭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蘭州的戰役打響之前學校就停課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時候——學校裏沒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個遠親家去了。蘭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學校去了一趟，看什麼時候開學。我的親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幾天還沒有交通車，我就步行著進城去。我路過翠英門——也就是西關十字一帶的戰場還沒有打掃幹淨，這裏一具屍體，那裏一攤曬幹了的血跡，血跡黑黑的。我到了學校，學校裏空蕩蕩的看不見人，隻有門房有人。我問問門房的人什麼時候開學，門房也說不知道，可能還得些日子。於是我心裏嘀咕開了；這可怎麼辦呀，學校開不了學，家裏不寄錢來，我又回不了張掖——那時候河西走廊還沒解放——光在親戚家吃閑飯哪行呀。就在我憂愁之際，遇到了一個名叫章宗昌的同學。他是陝西人，從陝西到蘭大來讀書的。我問他學校不開學怎麼辦呀。他說他已經決定不上學了，要去參加解放軍——他認識的同學有人已經參軍了，說解放軍很歡迎學生參軍。他當時還動員我，你的情況和我一樣，家裏寄不來錢，幹脆咱們一起去參軍吧。我當時就同意了，參軍就參軍，我早就想參加革命了。於是我們就到軍管會去了。那時的軍管會設在後來的蘭州飯店跟前，我們去了說要參加解放軍，軍管會的人問了問我們的家庭情況說好呀，歡迎你們參軍。部隊就是缺少像你們這樣的知識人才。可是臨到軍管會要寫介紹信叫我們去部隊報到時我又猶豫了，我說我想參軍可是又怕走遠了，再見不到父母了。父母沒有兒子，今後的生活要我照顧呢。軍管會的人態度非常好，說怕走遠你們就不要到部隊去，革命工作幹什麼都是光榮的。我們說那還有什麼革命工作可幹呀。軍管會說現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門，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維護社會治安。起先我還猶豫，因為舊社會人們對警察很反感。軍管會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說，革命工作幹什麼都光榮，人民警察是為人民的，也光榮。我參加革命心切，說那就當警察吧。看我願意當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軍管會寫了條子叫我們到隍廟那兒去報到。隍廟那兒原來有一所國民黨的警察學校，軍管會已經接收過來改成了人民公安學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學校報了名，填了表，過幾天就通知我們被錄取了，叫我們來參加學習。這時我們才發現，我們在蘭大的同學比我們高一級的外語係的那秀雲和曆史係的陳毓明也報名當警察了。他們是夫妻，已經有個孩子了。
按計劃我們要在公安學校學習半年，可是蘭州市的治安工作極端缺人，才學習兩個月，就把我們四個文化水平高的人調到軍管會工作。陳毓明去水北門附近的軍管會反動黨團登記處工作，我們三個人負責經濟方麵的治安保衛工作。後來省政府成立，我們就都到公安廳了，陳毓明和章宗昌在二處搞外勤——就是偵察員，我和那秀雲到了政治部搞內勤，就是抄抄寫寫，搞宣傳，辦學習班對基層幹部進行理論學習的輔導。
1951年，我和章宗昌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