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孩子很瘦，那是因為他先天不足，缺少營養。在磨坊磨麵的右派們就偷麵粉，偷糧食，給李懷珠做飯吃，叫她每天吃得飽飽的，用她的奶水來喂飽孩子。教導員宋有義經常往女右派的小院來，有時候進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爐子上的鍋蓋看看裏邊煮著什麼。他看出坐了一個月子的李懷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麼搞到食物的，但誰也不叫他查出來：我們都是半夜裏給李懷珠做飯吃。過元旦和過春節的時候，我們一幫女右派去夥房幫了幾天廚；我們幾次偷羊肉回來，夜裏給李懷珠做羊肉麵片吃。
毛應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給孩子織了一件連體的毛衣，作為滿月的禮物。由田把自己兒子的一隻口琴送給孩子。
滿月那天，大家商討給孩子起個什麼名字。組長那秀雲說，就叫夾農吧。長大了叫他記住他是在夾邊溝農場出生的。記住媽媽和阿姨們這一段有意義的生活吧。
九個月過去了。夾農還沒出生的時候，李懷珠強烈地擔心過孩子生在夾邊溝能夠生存下去嗎？能長大嗎？能不能長大我們不能預測，因為我們是勞教犯，不知未來的年月我們還將經曆什麼樣的磨難，但是，過去了的九個月，他健康地成長著，沒有挨餓。九個月，他的原先皺巴的臉胖了起來，白白的臉蛋泛著紅潤和光澤。他笑的時候臉上還出現兩個好看的酒窩。他的身體也充分地伸展開了，他已經長成了一個胖乎乎手腳有力的孩子。他還不能走路，但是當你把手指頭伸過去的時候，他能夠抓得很緊又很有力量，騰的一下站起來。他扶著你的手雙腿有力地一彈一彈地跳動，嘴裏喊著媽，媽……他還不會說別的話，隻會叫媽。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媽！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結束了：1959年8月，農場的夏收結束之後，場領導突然把我們十九個女右派除了種菜的毛應星等幾個人之外全都調到豬圈去幹喂豬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豬的幾個男右派換到了磨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叫我們去喂豬，是嫌那幾個磨麵的人幹得不好，還是要照顧在菜地和農業隊勞動的女右派們去幹點輕鬆活。也可能是為了加強管理吧。我們十九個人雖然獨立地住在一個小院裏，場裏規定不許男右派到我們的小院來，就是夫妻也不允許隨便走動，但是畢竟我們的小院處在眾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裏，難免要出點事：我和那秀英、豆維柯曾經有一段時間為李懷珠做過安排，每過幾天就叫畢可成到我們的房子裏來和她相聚一次。他來的時候我們三個人跑到別的房子去擠著睡，天快亮時他再回到農業隊去。1959年春節的時候，農場抽了幾個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練節目，歡慶春節。豆維柯和農業隊一位年輕的男右派演出了黃梅戲《天仙配》，結果兩人產生了感情。在好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就像給李懷珠和畢可成提供相聚的條件一樣，也給豆維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條件。我們是這樣想的：夾邊溝的生活太艱苦太壓抑了，年輕人有膽量有勇氣做個露水夫妻使生活變得快樂一些輕鬆一些有什麼不好呢！是他們兩個人太不注意了，導致豆維柯懷孕了，事情暴露了。結果豆維柯被送去酒泉勞改局醫院墮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嚴管隊勞動。
豆維柯墮胎不久，我們就被調去養豬了。
一調到養豬場，我們就開始挨餓了，因為再也沒法偷磨坊的糧食了。
1959年春天開始，勞教分子們每月的口糧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糧食，坐機關的人和家庭婦女們還可以吃個七八成飽，對於一天勞動十幾個小時的人來說，就不足以提供身體所需的營養了。1959年春天就開始餓死人。
好在喂豬的活並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頭豬，除了李懷珠和由田每人管三個仔豬豬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個豬圈。因此我們雖然饑腸轆轆，但並沒有到太累和太餓的程度。再說那時候大躍進的高潮還沒過去，豬場為了放衛星養著幾隻“千斤豬”，“千斤豬”的飼料比我們從夥房打來的飯的質量還好：有時候把整鍋煮熟了的土豆給它吃，有時候喂粉碎了的黃豆。而夥房給我們吃的什麼呀：糜子麵的菜糊糊，玉米麵的疙瘩湯，青稞麵的窩頭，還吃不飽。實在餓得難受，我們就從餷豬食的鍋裏偷幾個土豆吃。
禍事接踵而至。
夾邊溝農場的養豬場在場部辦公室南邊二三百米處的一片草灘上，是成馬蹄形排列的三棟房子圍成的小院。總共八間房：東房四間，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兩間，北房是倉庫放著飼料什麼的，南房安裝了兩口大鍋餷豬食。西邊沒房子，應該是圍牆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階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邊是一排一排的豬圈。我們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餷豬食喂豬，打掃豬圈，抬土填圈。按說一人一個豬圈喂十頭八頭豬是累不著人的，但教導員宋有義看我們輕鬆就不舒服，命令我們每天喂一次豬就要刷洗一次豬食槽，洗完後要用抹布擦幹淨。就是這樣，我們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農業隊和蔬菜隊小得多，在兩頓喂豬的間隙裏可以回宿舍休息一個多小時，縫補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夾農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