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會後我和那秀雲沒有立即回宿舍去。我們倆驚呆了！我們在想，為什麼要銬起李懷珠和張香淑來呢，要說散布謠言還是我和那秀雲散布的多，該把我們兩個人銬起來才對，李懷珠和張香淑是兩個內向性格平時就不愛說話的人！
站了一會兒，我們就想明白了：宋有義是敲山震虎，殺雞給猴看，想封住右派們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雲是從公安廳來的右派，顧慮我們有什麼社會關係，不敢隨意處置我們，就隻好拿兩個膽小怕事的人開刀！
後來我們倆轉身要走了，旁邊站著的農業隊帶工隊長走到我們跟前小聲說，你們兩個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輪到你們兩個人了。
張香淑和李懷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義放出來。她們像是癱了一樣，躺在地上動不了，農業隊的幾個右派把她們抬回豬圈來，然後就在炕上躺著。她們自己說的，她們的胳膊一銬起來，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動彈不成。後來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張香淑那兩天正好來月經，銬起來後月經流得特別多，把褲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濕了。
張香淑是南方人，蘭州生物製品廠的技術員。
頭天聽了農業隊帶工隊長的話，我和那秀雲就很緊張，張香淑一說，我們倆的魂都嚇掉了，心想千萬別再開大會呀，別真把我和那秀雲銬起來。誰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們正在豬圈刷洗豬食槽，看見一輛吉普車開進夾邊溝農場來了。過了半個多小時，張掖地區公安處處長黃鉦走到豬圈來了。他看見我和那秀雲，問，你們的生活情況還好嗎？我們倆幾乎齊聲大哭起來：好什麼呀，宋有義要整我們。黃鉦很驚訝，問我們出什麼事了。我們哭著講了這幾天發生的事。黃鉦安慰了我們幾句，說不會的，他那是嚇唬你們。我們說不是嚇唬，是真的，是他的親信帶工隊長說的。黃鉦青著臉回場部去了。他找到農場的黨委書記很嚴肅地說，真是胡來，對婦女怎麼能動銬子？還是背銬！我告訴你們，那秀雲和戚淑英不許你們開批鬥會。過幾天我就把她們調走。真不像話，自己的屁股不幹淨，還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為無法無天了！聽人說，農場黨委書記原先是隴東一個地區的法院院長。有一天他正和別人下象棋，手下的幹部拿來一份文件叫他畫圈圈，說省高院已經批準了前些天報上去的關於幾個犯人的審判決定，那個人槍斃，那個人勞改。他拿過文件畫了圈之後接著下棋，結果一個判了勞改的人被處決了，判了處決的人被送去勞改了。為此免了他的院長職務，後來又調到夾邊溝農場當書記來了。
過了幾天，我、那秀雲和其他六七個人就被夾邊溝農場的馬車送到酒泉城郊農場去了；城郊農場是個勞改農場；一個右派醫生給我們講了幾天醫學知識。學習期間我們聽說酒泉勞改分局醫院要我們去當衛生員，可是學習結束之後，勞改醫院把張香淑、杜可等四五個人要走了，嫌毛應星、李懷珠、那秀雲和我歲數大，把我們四個人送到了高台縣境內的高台農場。高台農場，是個勞改農場，還有一部分刑滿就業人員。
在高台農場，毛應星和李懷珠種菜，我和那秀雲當統計員，以刑滿就業者對待我們。每月發三十元錢的工資。
真是因禍得福呀！我們離開夾邊溝農場不久，夾邊溝農場的口糧就減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餓死。更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勞教分子們調往高台縣境內離著高台農場僅十多公裏的明水鄉組建新農場，口糧減到了十四斤，還沒有房子住。勞教分子饑寒交迫，死亡過半。
在高台農場的一年多，李懷珠也是餓得饑腸轆轆形銷骨立；夾農餓得剩下了一把骨頭，就像他剛出生時一樣瘦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農場的勞改犯和就業人員也挨餓了，而李懷珠還要從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夠吃的口糧裏節約出一部分糧食支援在明水農場的丈夫畢可成。
她每月都給丈夫送一次糧食。
我永遠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點半鍾，我吃過了早飯正要去辦公室上班，李懷珠抱著夾農來到我的宿舍說要去看看畢可成，送幾斤糧食去，叫我給她看著夾農。我說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時候每過一兩個小時就跑回來看看夾農。夾農這時剛剛兩歲零一個月，但是那孩子很聽話，已經習慣了母親上班後自己玩的日子。你隻要給他一張舊報紙，他就翻過來翻過去玩，一會兒折起來一會又展平。到最後他再把報紙撕掉。他撕報紙的時候要是沒人管，便會把一張報紙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紙機粉碎的一樣，很專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鬧。但是這天不知什麼原因，十點多鍾，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時候，他竟哇哇哭個不止，喊著要找媽媽。沒辦法，我隻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裏哄他玩。中午吃過了飯他睡著了，我又去上班。後來一個就業人員跑來喊我，說聽見我房子裏夾農哭，她進去哄怎麼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訴他媽媽去看爸爸了，一會兒就回來，但這會兒我卻怎麼也哄不乖他。他總是哭，抱著也不行，哭呀哭呀。時間已經是黃昏了，我覺得該是李懷珠回來的時間了，便抱著夾農走到場部外邊的路上去迎她。我抱著夾農在通往明水農場的路上站了一個多小時，才看見李懷珠從南華鎮方向走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