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季，我從省警校畢業即被分配到地處白銀市的王家坪農場工作，在教育科當幹事。王家坪農場的正式名稱是銀城監獄，就因它在白銀市境內的原因。王家坪農場勞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執行了一次公務，奉命去武漢押解犯人。還在我去王家坪農場之前，那兒逃跑了兩名犯人。聽老同誌講，那兩名犯人逃跑得特別蹊蹺：幾十名犯人被帶到農田裏勞動，在警衛的看押下幹活，傍晚收工時少了兩個人。警衛戰士堅決不承認從他們眼皮底下跑了人，因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們在鋤草，每個人影警衛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經過分析，農場管教幹部和警衛人員共同認為犯人是藏起來了，藏在溝坎或是草叢裏了。這時候天已經黑了，不便於搜索，警衛部隊便把田野封鎖起來，準備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樣，警衛戰士們把田野篦來篦去篦了一天，沒有任何結果。後來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還是沒有結果。這次是武漢市公安局拘捕了兩個入室盜竊者，經審訊是從王家坪農場逃跑的犯人。武漢市公安局將此事通知了甘肅省勞改局，勞改局打電話叫王家坪農場立即去武漢接犯人。
接到電話的當天上午，科長就帶著我和張祥出發了。科長叫李天慶，已經五十八歲了，過一兩年就要退休，借著這次出差的機會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漢。張祥是老幹事了，三十五六歲。農場的汽車把我們一直送到蘭州火車站，我們上了從蘭州去武漢的直達列車。
因為走得急，也因為農場經費困難，我們買的是硬座票。看起來，科長和張祥已經習慣這種外出的差事了，火車一開，他們就都倚著椅背歪著頭和身體打盹。我真是不習慣這種枯燥的差事：沒人打撲克，也沒人聊天，睡覺吧，歪著身體挺難受的，根本無法入睡。再說，車上人滿為患，擁擠不堪，空氣齷齪難聞，令人窒息。時間真是難挨，到黃昏吃過盒飯，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長建議買一張臥鋪票，三個人輪換著睡睡覺。科長不同意我的建議，說買了臥鋪票回單位無法報銷。我說，咱不要公家報銷，咱三人湊點錢買張臥鋪票，換著睡覺不行嗎？科長更不同意了，說，出差給公家辦事，為什麼要自己掏錢呢！你堅持堅持不行嗎？我老頭子了，能堅持，你個小夥子這點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堅持的問題，他是舍不得掏錢。於是，我改口說，科長，你看這樣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張掏錢，就我自己掏錢，買了票咱們三人輪流休息，回去後我也不要求報銷。他不說話了。不說話就是默許，我又說了聲我去買票啦，他還不出聲，我就去補票了。我們科長的小氣在單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學會吸煙的，到監獄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煙的時候遞煙給他，他不要。我以為他是不吸煙的，但過了不一會兒，他就從口袋裏摸出煙卷吸了起來。這樣的事遇到了兩三次，我以為他嫌我的煙不好，但仔細觀察，他吸的煙更是差勁。我覺得蹊蹺，問同事們，同事們告訴我他就是那種人，從不吸別人的煙，自己吸煙時也不讓人。機關分雞蛋，他總是要找個秤來稱一稱，看夠不夠分量；若差了一兩二兩的，都要跑到後勤部門去要回個雞蛋來。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請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聽了聽，原來是兒子要結婚了，女方家裏要一筆錢，兒子拿不出那麼多錢，要他出一萬元。他同意出這筆錢，但卻要兒子寫借條，將來必須歸還。老伴兒生他的氣，說他財迷轉向，對兒子無情無義。他說兒子長大了，成家立業了，應該自己奮鬥，自食其力，不應依靠老子。老伴兒說，他不靠老子靠誰去？你說，誰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說，你看人家外國，兒子一長大就獨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兒反唇相譏：你跟外國人比什麼，你是外國人嗎？中國和外國國情不同，不能和外國比。他說，不和外國比就不和外國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歲離家後就再也沒有要過家裏一分錢，我還把他們養大了，還供他們上了大學。女人說時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現在和過去比。你過去過的啥日子，你要兒子過你那樣的可憐日子嗎？
我們的車廂在車尾，走到列車中央的列車長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車長席旁沒什麼人，車長正低著頭數錢。我叫了聲車長，然後說，請幫忙給我解決一張臥鋪票。車長沒有抬頭就說，沒有臥鋪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門說，唉呀，那怎麼辦，我們是外出執行公務，路途遠，能不能照顧一下？我的話產生了效力，他抬起頭來了，看我。於是，我看清楚了，這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列車長，圓圓胖胖的臉，大蓋帽的下邊，雙鬢已經花白。他的長相顯出樸實敦厚的樣子。我便又接著說，我是去武漢押解犯人的，我們有一位老同誌也像您這年紀了，身體不好，請您照顧一下。您看，這是我的工作證。我一邊說，一邊把工作證遞過去，但是，他隻是瞥了工作證一眼就低下頭去了，說，告訴你了，沒有臥鋪。我無計可施了，央求他：幫個忙吧……這一次他連頭也不抬了，也不說話，幹脆不理會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