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野戰縱隊由****中央機關、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稱“紅章”縱隊。羅邁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發任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張宗遜任參謀長，後為張經武、姚喆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張聞天、王稼祥等隨該縱隊行動。
要說這次行動為“大搬家”一點都不為過。竟然動用了五千多民夫，把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工廠的設備統統帶走。本來就簡陋不堪的兵工廠也拆遷一空，卸走機器，凡是能夠搬動的東西都裝在騾子和驢子的背上帶走，需要七、八個人抬的石印機，需要十幾個人抬的大炮底盤，也舍不得丟下。全軍總共將近十萬人，但需要保護的軍委兩個縱隊就膨脹到了三萬有餘，護駕的幾個軍團竟然也被要求各自成立後方部，各挑一千多副擔子，什麼東西都挑上。當時任五軍團十三師師長的陳伯鈞（後為上將）這樣回憶：“……軍委縱隊更嚇人，約三萬人的龐大機關，還要部隊掩護。供給部、衛生部人很多，連一個石印機都要帶上。野戰醫院還以為就在附近蘇區打仗，所以連屎盆、尿盆都帶上了。”
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中革軍委率第一、第二野戰縱隊，乘著夜幕，分別由江西瑞金田心、梅坑、九堡地區出發，悄然踏上了充滿艱辛與危險的西征之路。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的：
一軍團的部隊，是十月十六日以後，先後離開瑞金以西的寬田、嶺背等地，告別了根據地群眾，跨過於都河走向了長征之途。過於都河，正當夕陽西下，我像許多紅軍指戰員一樣，心情非常激動，不斷地回頭，凝望中央根據地的山山水水，告別在河邊送別的戰友和鄉親們。這是我戰鬥了兩年十個月的地方，親眼看到中央根據地人民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向紅軍輸送了大批優秀兒女，紅軍戰士大多來自江西和福建，根據地人民給了紅軍最大限度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想到這些，我不勝留戀。主力紅軍離開了，根據地人民和留下來的同誌，一定會遭到敵人殘酷的鎮壓和蹂躪，我又為他們的前途擔憂。依依惜別，使我放慢了腳步，但“緊跟上！緊跟上！”由前麵傳來的這些低聲呼喚，又使我迅速地走上了新的征程。
時任紅一軍團第1師第1團團長的楊得誌幾十年在他的回憶錄中記下了這樣難舍的一幕：
以往，部隊的指戰員們聽說要上前線，不用動員也會“嗷嗷”地叫起來。但這次出發，氣氛卻截然不同。雖然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是要撤離根據地；誰也不知道要進行一次跨越十一個省的萬裏長征；誰也不知道此一去什麼時候才能轉回來，但那種難舍難分的離別之情，總是縈繞在每個人的心頭。
趕到雩都河邊為我們送行的群眾中，除了滿臉稚氣，不懂事的小孩子跑來跑去，大人們臉上都掛著愁容，有的還在暗暗地流淚。老俵們拉著我們的手，重複著一句極簡單的話：“盼著你們早回來呀！”連我們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此時此地也好像變得蒼涼低沉了。我難以忘懷的是，那些被安排在老鄉家裏治療的重傷員和重病號也來了。他們步履艱難地行走在人群之間，看來是想尋找自己的部隊和戰友，訴訴自己的衷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