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被拖住的不僅僅是陳誠的19軍，還有蔣鼎文的第9師，而且有關情況要比李雲天所說的更有諷刺意味。
九?一八事變後，正在江西參與圍剿中共的19路軍聽信了中共所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的口號，全體3萬多官兵撤離贛州的剿共前線，調防京滬地區。
應當說，19路軍撤離贛州剿共前線，實在是給中共方麵減輕了不少壓力。但當一?二八事變發生後，19路軍在上海和日軍浴血拚殺，急需援軍的時候，中共卻命令彭德懷率領部隊圍攻幾個月前19路軍撤離後的贛州。
彭德懷部的行動迫使原本奉命奔赴上海的陳誠部不得不急援贛州。而駐紮在江西上饒，奉命於2月20日以前抵達淞滬前線增援19路軍與第5軍的蔣鼎文第9師，也遭到了中共武裝的猛攻。等陳誠解了贛州之圍，蔣鼎文擺脫對方圍攻後，幾萬大軍已經錯過了增援上海的最佳時機。
圍攻贛州、攻擊蔣鼎文部，是共軍趁一?二八事變爆發，國軍與日軍激戰上海之際發動的一次主動進攻。這不但打了國軍一個措手不及，牽製了大量增援上海的軍隊，更在在實質上助長了日軍的侵華。經此一役，中共所謂“槍口一致對外”的抗日言論也完全破產了。
贛州作戰，彭德懷部頓兵於堅城之下一個多月，除了付出重大傷亡外，並未達成預定作戰目的。此役中，僅紅三軍團就傷亡3千多人，更損失了侯中英、張赤男、歐陽健等10多名師、團級將領，可謂真正的損人不利己。
原本曆史上，彭德懷在其《自述》中也說過：“當時處在一?二八事變的形勢下，應當高舉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旗幟，以停止內戰，開赴抗日戰爭前線為號召，改變某些具體政策，適應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打贛州不僅沒有利用一?二八事變，高舉抗日旗幟，在政治上打擊蔣介石國民黨，反而給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找了借口……”
站在甲板上，趙振中迎著帶有鹹腥味的海風，對周昊說道：“不過，上海事變和贛州戰役，讓我們黨內眾人進一步認清了國、共兩黨的麵目，清楚了我黨與其區別之所在；也確立了人民軍未來一兩年內‘防守反擊’的作戰方針。從這個角度來說，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在上海事變、贛州戰役爆發後，趙振中就在民眾黨的內部刊物《奮進》上發表題為《認清現實，準備戰鬥》的文章，對有關事項進行分析。
趙振中認為，上海事變是19路軍置當局撤兵命令於不顧，自發抗擊外來侵略的愛國行動。迫於各方麵壓力，遷都到洛陽的國民黨當局也勢必在各方推動下被動地參與到這一抵抗行動中來。
而贛州戰役，是中共秉承莫斯科方麵的意旨，發動的意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新行動。但在上海激戰正酣的時刻，中共牽製赴援上海的當局兵力，實在是親者痛仇者快之舉，隻能再次證明目前的共黨是莫斯科在國內所扶持的傀儡。
分析完有關情況，趙振中又再次闡明了在西北根據地尚未徹底鞏固前，人民軍要奉行“防守反擊”作戰的方針。
內部沒有牢固掌控卻一味貪圖對外擴張的做法，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大忌。就人民軍在32年初的情況來說，要想進一步擴張，必須先解決好物資供應、後勤運輸以及兵員不足等多方麵的難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至少也需要大半年的時間。也就是說，要到秋糧收獲後，西北根據地才談得上進一步擴大。在此期間，人民軍各部隻能采取守勢。
同時，贛州戰役發動後，輿論對中共的口誅筆伐，又讓國家、民族觀念深入內心的人民軍各縱，進一步理解了“防守反擊”的內涵。防守反擊策略施行期間，人民軍各部不主動對外擴張，但若敵軍來犯，則可抓住有利時機，在消滅圍剿敵軍的同時，進一步擴大戰果。至於擴大的程度，那就視人民軍的能力而定了。西北根據地已經有了近500萬人口，29萬多平方公裏的區域，這樣一個迅速崛起的勢力，南京或者說洛陽當局肯定不會坐視不理，今後有的是仗打。
在聽完趙振中對西北根據地和人民軍情況的介紹後，周昊很是感歎：“老趙，看來我們西北根據地開辟的正是時候，早了、晚了都不行。而能在不到兩年時間內開創出這麼一片天地，想來大家都沒少吃苦。”
“嗬嗬，吃點苦不算啥，能跟著師叔一起參與西北根據地的開辟，大家心中的勁頭可足著呢。”李雲天笑道，“不過，周師叔說的對，這個時機的把握上確實是恰好。”
中原大戰前，馮玉祥的西北軍和閻錫山的晉綏軍有幾十萬大軍盤踞在西北，若是那時候護衛軍北上，憑借沒有後方、缺乏補給的3萬多作戰兵力，哪怕部隊再精銳，也會被馮、閻兩部給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