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這隻能是一個傳說，錢穆因此稱司馬遷的這一記載為“委巷小人之談”。不過傳說的背後，也總能反映出一定的曆史真實。這個故事實際體現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西周末年的時候，周王已經號召不了各地諸侯了。所以在公元前771年，周王的領地被犬戎軍隊占領，周幽王被殺死，他的兒子周平王不得不將都城從鎬京遷往東都洛陽，這宣告了西周滅亡，東周開始，中國曆史也進入著名的春秋戰國時代。
二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
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係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失效了。在權威主義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權威規定和裁決，被管理的各國橫向間缺乏有效聯係和溝通的方式，也缺乏協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不再有共同的標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製。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你爭我奪，互相大打出手。史家說“春秋無義戰”。
據統計，春秋時代弑君36位，亡國52次，大小征戰不計其數；戰國時代的大小戰爭約有222次。各國的百姓生活在戰爭不斷的動蕩中，當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卻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罕見的黃金年代。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思想巨人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百家爭鳴，爭相著述，互相辯駁，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的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後世的中國人視為永恒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為什麼亂世會成為黃金時代呢？恰恰是因為“亂”。
西周前期，雖然秩序井然、社會安定，然而過分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也束縛了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同時，小國寡民導致各國交往頻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
春秋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的空氣遠比西周時代更為自由。
多極的政治格局和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人才，因此對人才不得不特別尊重。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自己的命運。因此，春秋時期是中國的士人能夠活得頂天立地的為數不多的時代之一，他們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每以君王的師友身份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置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於任何政治權威，隻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
孟子則遠比孔子更鋒芒畢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別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更為重要的是，春秋之後，經濟發展，城市大量出現，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知識交流的速度越來越快。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是“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個國家。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所以，自由釋放活力，交流迸發智慧。各派學者相互啟發、相互攻訐，知識產生和升級的速度大大加快。
三
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曆史上還有一個知識分子活得特別有個性的時期，那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們都知道“魏晉風度”這個詞，這個時代的士人給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個性，比如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他們公然蔑視禮法。阮籍當眾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這一點和春秋戰國時期很像。
為什麼呢？因為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這個時代戰爭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們的頭腦又一次獲得了解放。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一個比較有創造力的時代，但是這種創造力主要不是體現在政治思想領域，而是體現在文學藝術領域，比如出現了王羲之這樣的大書法家，顧愷之這樣的大畫家，陶淵明、謝靈運這樣的大詩人，誕生了《廣陵散》這樣的千古絕唱。
所以，曆史的規律說明，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都誕生於亂世，亂世往往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連中國人自己都說，“亂世出英雄”。
第九章
戰國史就是變法史
一
我們經常把春秋和戰國連稱，但是大部分人都沒有注意到春秋與戰國之間本質性的差別。
戰國時代戰爭的激烈程度和殘酷程度都遠超過春秋時代。春秋時代的戰爭都是貴族的遊戲，以榮譽為目標，戰爭規則明確，風度翩翩。因此，春秋時代被滅掉的都是大國身邊微不足道的小國，從來沒有哪個大國吞掉另一個大國。比如，鄭國夾在楚國和晉國之間，被攻打了近100次，卻始終沒有被楚、晉任何一方吞並。而戰國時代，戰爭卻是功利的，目的是直接消滅對方的國家，掠奪對方的人口。越國吞並吳國，開創了一個大國吃掉另一個大國的不幸先例，在那之後，滅國戰爭愈演愈烈，直至秦滅六國。
春秋時代的貴族活得從容而優雅，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和關塞並不用遣重兵把守，因為人們不會不宣而戰。而到了戰國時代，各國防範森嚴，日日枕戈待旦，“不擇手段”成了戰爭的主要手段。春秋時代一個重要的戰爭規則是“師不伐喪”，如果一個國家出兵時遇到對方國君去世，就要主動退兵。然而從春秋後期開始，特別是到了戰國時代，對方國君去世之時卻成了己方出兵的最佳時機。
因此，戰國時代戰爭的規模和慘烈程度，也是春秋時代無法比擬的。春秋時代的戰爭規模通常很小，“未有殺人累萬者”，戰爭通常會在一天之內結束，很少有超過三天的大戰。而在戰國時代，戰爭曠日持久，十分慘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公元前293年，白起大敗韓魏聯軍，史載被秦軍斬首者達24萬。而據文獻統計，秦國在統一戰爭中一共屠殺了超過150萬的他國士兵。
二
這是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鐵器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才得到普及。
青銅時代形成的國家規模比較小，因為青銅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生產力。我們說過，青銅器很珍貴，所以主要用來做禮器和兵器，農業工具大部分還是木頭和石頭做的，所以糧食產量不高。
但是鐵器出現就不同了。
在曆史上，鐵的出現是一件大事。鐵器價格便宜，同時相比於木犁，能更輕鬆地耕種土地。鐵器的使用使越來越多的森林得到開墾，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我們知道，在鐵器普及之前，春秋時代的各國並不是連在一起的，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國與國之間沒有邊界。西方漢學家吉德煒說，商代的國家結構如同瑞士幹酪，裏麵充滿了空洞。周王分封諸侯，隻是派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蠻的大地上建立一個又一個殖民點而已。所以西周初期的一千多個方國，其實“領土就好似一個擁有超過1700個周朝堡壘、要塞和據點的群島，其周圍就是由潛在的村民和異族部落組成的汪洋大海”[1]。春秋時代以前的諸侯國，是一個一個點，而不是一片一片的，點和點之間是荒野，是遊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華夷雜處”。當時的遊牧民族，並非隻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邊，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諸侯國之間的荒野上。
舉個例子，宋國和鄭國之間有隙地六邑，相當於今天三個縣的麵積，整整600年，這片土地一直是沒人要的。總之，春秋以前，中國大部分國土是沒開發的，開發的隻占一小部分。這種情況下，就沒有出現統一國家的壓力。
但是，鐵器普及後，糧食產量翻了一番，“若西周的畝產為每畝1石，則戰國畝產（以每畝2石計）增加了100%”[2]，人口也迅速地爆炸式增長，荒野都被開辟，各國的疆界這時也開始連接，國土的爭奪越來越激烈，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就呼之欲出。
三
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春秋時代，人們可以活得很優雅，而到了冷酷的戰國時代，人們必須活得精確且無情，才能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幸存下來。
因此，法家學派誕生了。這是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興起的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
周代禮樂文明的基礎是“人性善”。因為大家都出身於同一個家族，或者存在親戚關係，所以相互之間提倡體諒包容，“仁”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而法家學派的理論基礎是“人性惡”。在人欲橫流、生死存亡之秋的戰國時代，“溫良恭儉讓”已經落伍了，沒用了，人們必須放下溫情，準備戰鬥。因此法家的思想就是通過變法摧毀以禮樂文明為代表的貴族製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統治方式，強化集權，擴大軍隊，提高戰鬥力，保證國家生存下去。
為什麼要強化集權呢？因為當時各諸侯國的政治通常都是比較混亂的。我在前麵說過，周代的分封製在過了幾代之後因為血緣聯係弱化了，諸侯就不聽天子的了，而各諸侯國中也出現了相似的情況。諸侯也都是把領地分給自己的親人，讓他們當卿大夫。過了幾代，這些卿大夫也不聽諸侯的了。甚至諸侯的陪臣居然也敢使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儀仗，令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典型的是三家分晉，幾個卿大夫幹脆合夥瓜分了這個國家，把一個晉國分成了韓、趙、魏三國。
一旦內部分裂，對外當然就失去了抵抗力。所以，君主首先要打擊貴族勢力，統一指揮，提高國家戰鬥能力。
接著，要擴大軍隊。國家要想不被吞並，就要有強大的武裝。
要擴大軍隊，最關鍵的是什麼？是錢。
戰爭是最能消耗資源的。因此需要提高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汲取能力，換句話說，要從民眾身上獲得更多的錢，征到更多的兵。
鐵器普及之後，井田製就瓦解了，為什麼呢？因為農民用鐵器，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原來用木器、石器種一年的公地種完了。種完公地之後還有大把時間，於是就自己開荒——春秋末期，土地還大量荒著。開了荒，打了糧食，不用交公，可以歸自己。
這樣，大家都忙著開荒，原來那點份地就可種可不種了。井田製就瓦解了，國君和貴族能收上來的糧食就更少了。
所以魯國最早搞了一次改革，叫“初稅畝”。按字麵解釋，就是第一次開始按畝納稅。也就是說，不管老百姓手裏是公田還是私田，都要交稅。原來隻有公田要交稅，現在自己開荒的地也需要交稅，這樣，國君的稅收就大幅增加了。這一製度於公元前594年自魯國開始，後來楚國、鄭國、晉國等國家也陸續跟進。這是國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強。
國家力量的第二次增強，則是分封製演變成郡縣製。郡縣製是楚國發明的。楚國原來是南方的一個蠻夷之國，不太懂中原國家的規矩。一般來說，一個國家打下一塊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個貴族。楚王不這樣做，他把這塊新的土地叫作“縣”，就是“懸著”的意思，意指懸在邊疆的一塊土地。楚王派自己的一個仆人去管理這塊土地，收的稅直接歸楚王所有。這樣的縣越來越多，楚王直接控製的土地也就越來越多了。
這就是郡縣製的雛形。製度創新往往是在楚國這樣的邊緣國家完成的。
分封製相當於地方自治，國君想直接從各地貴族手裏征發百姓、征收賦役，會遇到貴族的阻撓和反對，很不容易。但分封製變成郡縣製後，國家取得了對老百姓的最終控製權，無論征稅還是發兵，都由國君說了算，貴族不再有發言權。於是，各國紛紛效仿，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郡縣製，這就是戰國變法的基本邏輯，其實也是一千多年後中世紀後西方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形成近代民族國家的邏輯。
如果說“爭霸”是春秋時代的主題，那麼“變法”就是戰國時代的主旋律。進入戰國之後，各國爭先恐後開始變法。管仲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在齊國舉起改革大旗。不久，李悝在魏國又興起改革大潮。楚國的吳起變法是戰國時代又一次著名的變法。可以說，一部戰國史就是一部變法史。每一次變法，都會催生一個強國；每一次變法，都會引起周圍國家的仿效。
在各國的變法中，最成功、最徹底的是秦國的變法。
[1]塞繆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480頁。
[2]李根蟠：《從銀省山竹書〈田法〉看戰國畝產和生產率》，《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
一
在戰國變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變法。
秦國本來在當時的各大國中是最落後的。秦人起源於甘肅天水一帶。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人民生活貧困。《漢書·刑法誌》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
商鞅變法在各國變法中的時間排序也是比較靠後的。在此之前，各國變法的主要內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個抄襲者。我們對比一下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可以發現商鞅變法在許多方麵幾乎是吳起變法的翻版。
就說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襲吳起“車轅立信”的典故。原來吳起在魏國做將軍時，曾經在城北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能把車轅搬到南門外，就厚加封賞。人們都感覺這簡直是個玩笑，半天沒人去動那根車轅。後來一個傻乎乎的士兵說這有何難，扛起車轅搬到了南門外。吳起當場賞賜給他大筆錢財，士兵們因此知道了吳起說話算數。商鞅效法吳起，在秦國都城的南門前也立了一根木柱，並承諾誰要是把木樁搬到北門，就給誰一大筆錢，由此拉開了他的改革大幕。這是對吳起變法毫不掩飾的簡單抄襲。
至於商鞅變法的其他方麵，和楚國變法也幾乎如出一轍。商鞅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是把全國土地重新劃分成31個縣，建立了中央集權，如前所述，這種郡縣製改革是楚國首先實行的。商鞅還取消世卿世祿，獎勵軍功，鼓勵耕戰，發展生產……這些措施都是吳起做過的。甚至商鞅的“燔詩書而明法令”，也是抄襲自吳起的“破橫散縱，使弛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因此，我們可以說，商鞅變法不過是吳起變法的升級版和擴大版。
那麼，為什麼在戰國諸國中，隻有秦國的變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其他國家的甚至是楚國變法的效果都遠遠不如秦國呢？
這正是因為秦國的落後。
二
法家是作為周代禮樂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禮樂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寬容、仁愛、穩定，這種文化性格適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戰爭年代就顯得刻板、遲鈍和顢頇。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法家推崇製度理性，要用製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個思路應該說比儒家更為高明。“法家學說主要是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它就像馬基雅維利的學說一樣，是在理性主義、現實主義、經驗主義的立場上審視政治與國家的產物，……蘊含了足夠豐厚的現代性。”[1]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確實也讓人感覺振奮。呂思勉說：“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先秦諸子之學，隻有這一家見用於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確非偶然之事。”[2]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嚴重缺陷的，它精於算計而不擇手段，雖然高效但是殘忍。
主導楚國變法的名將吳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過著名的“殺妻求將”來達成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吳起是魯國人，娶了齊國女子為妻。後來齊國和魯國交戰，吳起因為“善用兵”而為人舉薦，然而妻子的國籍成了吳起登壇拜將的障礙。“魯疑之”，擔心吳起不盡力。於是吳起毅然殺掉妻子，用妻子的頭顱換來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3]
法家學派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它的思考完全圍繞著“君主利益”這個圓心，而不顧及其他階層的利益。因此法家變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眾當成君主的工具，通過嚴刑峻法，把百姓都變成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把國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戰爭機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麵是針鋒相對、完全相反的。比如儒家認為，民眾是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尚書》所說的“民為邦本”，國家是為民眾而存在的。法家卻認為，君主是國家主體，或者說，國家的存在是為君主服務的。所謂“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就是說，百姓對君主有什麼用呢？作戰的時候，可以貢獻生命；和平的時候，可以貢獻勞力——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義。
儒家學說認為，君主應該爭取民心，獲得民眾發自內心的支持。民眾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百姓滿意，君主才能繼續做下去。法家卻堅決反對這一點。韓非子在《顯學》篇中說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
意思是說，不懂得政治的人才會說要爭取民心，如果要獲得百姓的支持後才能施政，那麼要政治家有什麼用？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犧牲一代人的幸福換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竟然全然不能了解。如果治國的時候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那國家必然要陷入混亂。
儒家認為有恒產才有恒心，“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因為他們有不大不小的“恒產”，所以心態很平穩。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財產基礎，那麼他就會“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會走上歪門邪道。
商鞅卻說，治國之要訣是“弱民”和“勝民”。也就是壓製、打擊民眾，削弱民眾的力量。為什麼呢？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意為隻有民弱了國才能強，隻有讓民眾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
這是基於什麼邏輯呢？商鞅在《算地》中說：
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托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
有手藝的人靠手藝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經商發財，這樣他們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當回事，國家就不好管理，隻有先讓他們窮下來，賤下來，弱下來，他們才會尊重權力，把官員當回事，“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商鞅在《賞刑》篇中還說：
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破），銳者挫。……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要消滅民眾中那些知識麵廣的、聰明的、有信義講廉恥的、有禮樂修養的、喜歡結黨的、追求名譽的人，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們獲得富貴。
因此，儒家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法家卻認為知禮義是沒有必要的。商鞅認為中產階級對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為這樣他們就不會畏懼權力。
所以治國首先要讓百姓窮下來，失去生存的基礎，讓他們乖乖地聽從權力的指揮，遵循國家政策導向。所以“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商君書·去強》。治國的人如果能隨便讓窮人富起來，富人窮下來，那麼證明這個國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國家才能稱王。
儒家認為，要任用知識分子，選拔賢人去治理國家，韓非子認為，這也是大錯特錯的。因為這些聰明人頭腦太活躍，不容易統一指揮。“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求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知識這個東西雖然有用，但是副作用太大，因此隻好割愛。“故遣賢去知，治之數也。”把賢能和有知識的人趕走，這是治理的必需。
那麼，用什麼人治民呢？
為了弱民，《商君書·去強》提出要“以奸民治”：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惡之徒，這個國家必亂。用奸惡之人去壓製那些有良心的人，國家才能強。
換句話說，就是要用黑惡勢力來統治民眾，讓民眾屈從於流氓統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現狀，這樣民眾才能越來越懦弱，越來越屈從強權。
因此，法家文化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一提起性惡論者，大家都會想到霍布斯。因為霍布斯有一句名言：“人對於人是狼。”然而在人類文化史上將人性惡推到極致的，正是法家。
秦暉先生說，如果你認真讀霍布斯，你會發現，霍布斯的性惡論是有條件、有限定的，主要講的是陌生人之間的關係。霍布斯沒有說過，熟人、親人之間也相互是狼。
可是，韓非子卻這樣說過。
韓非子的原話是什麼呢？“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連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計你。你寵愛某個妃子，但是你知道這個妃子怎麼想嗎？她正成天盼著你早死，因為她現在正在受寵，她的孩子有可能成為繼承人。可是如果你再活幾十年，她年老色衰，你就會移情別戀，她的孩子也被冷落了，所以她沒事就琢磨著怎麼給你下毒。妻子是這樣，兒子也是這樣。如果你立了一個太子，你以為他會感謝你嗎？恰恰相反，他巴不得你早點死，他好早點接班。
這才是徹底的性惡論者。韓非子認為，人性本惡，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統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隻相信三樣東西：法、術、勢。“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
所謂“法”，就是指嚴刑峻法，嚴酷地對待百姓，運用好賞罰這個利益杠杆：不聽話的，狠狠打擊；賣命的，就給高官厚祿。所謂“術”，就是權術。韓非子說：“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皇帝出於算計，任用大臣。大臣們也是出於算計，才給皇帝服務。所以皇帝和大臣的關係，就是相互算計的關係。君臣之間，“一日百戰”，一天需要玩100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於權術。所謂勢，就是嚴刑峻法造成的一種威勢，一種恐怖氣氛。這樣就可調動起所有社會資源，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這樣的理論，與貴族文化的性格反差太大了，在有著禮樂文明基礎的其他國家很難徹底推行。這就是法家理論在其他國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礙，變法都進行得不徹底的主要原因。
但是秦國的民族性卻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這一點古人早已指明，《淮南子·要略》謂“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趨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國的風氣是貪婪、狠猛、殘暴，所以才出現了商鞅之法。
[1]喻中：《法家的現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1月。
[2]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2014，第41頁。
[3]法家隻求實用，不講原則。商鞅曾把禮樂、孝悌、誠信、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有害國家的“六虱”。他說，隻有杜絕了“六虱”，國家才能強盛。
第十一章
秦國崛起的秘密
一
秦國是一個蠻夷化程度很深的國家。從西周時代起，中原的諸侯國就認為秦國是蠻夷之邦，認為它是異類，稱之為“秦夷”，說它是“戎狄”。秦“辟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列國開會的時候都不叫上秦國。
確實，秦國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諸侯國不一樣。首先是它沒文化，李斯所謂“士不產於秦”，荀子說秦國“無儒”，沒有深厚的禮樂文化傳統。所以秦國的人才包括商鞅、韓非、李斯都是從外麵招聘來的，沒有本國培養出來的；其次，秦國不實行嫡長繼承製，沒有嚴格的宗法製，“擇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當中“父子無別，同室而居”（《史記·商君列傳》）。所以這確實是一個沒啥文化的落後地方。
秦國的發展曲線是春秋列國中最為特別的。其他國家的發展史都是一個逐漸中原化的過程，比如楚國，雖然一開始也是蠻夷，但是後來不懈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成為一個禮樂之邦，文化非常發達，甚至變得比中原國家還講究。
但是秦國的發展路線與楚國相反，秦國在一開始也曾經努力中原化，但是中間因為一次偶然事件掉了頭。
秦穆公時，西戎的使者由餘前來拜訪，兩人之間發生了一次對話。
秦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中原國家有詩書禮樂，現在尚且亂成一鍋粥，你們西戎沒有什麼文化，治理起來是不是更難啊？
由餘本是晉人之後，因為投身於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遊牧文化的區別。由餘笑著回答道：“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在由餘看來，詩書禮樂，正是中原國家混亂的原因。因為中原文化發展的規律是國家富強後統治者必然驕奢淫逸，下層則以禮義的標準來要求上層，導致國家上層和下層分裂，造成內亂。而草原民族文化則不然。草原地區物質文化不發達，貧富差距也不大，他們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能吃苦，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
這一席話說得秦穆公如夢初醒，深以由餘為賢，遂聘由餘為賓客。從此之後，秦國的立國戰略發生根本性變化，它不再致力於向中原發展，而是向戎狄發展，“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
吞並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後，秦國的文化麵貌發生了明顯變化。考古發現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繭形壺、鏟形袋足鬲等一係列獨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國家沒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數民族卻有。[1]
這種吸收是有意識的行為，是為了競爭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數民族的強兵良馬成為秦軍隊的有生力量；與西戎的融合，給秦人的軀體注入更多粗獷和野蠻，決定了秦人狼一樣的性格。
因此，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獨特的。秦國百姓和遊牧民族一樣，停留在“淳樸忠厚”的半野蠻狀態。與中原散漫的農業文明比，秦國文化具有紀律嚴明、上下一致的軍事化作風：“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正在中原國家漸漸廢止殉人的野蠻風俗的時候，秦國卻變本加厲。考古發現，秦武公死時（前678年），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時（前621年），殉葬者居然多達177人，創了曆史之最。
戰國七雄中，秦國也是最功利的，隻求物質利益，不重精神價值。秦國文化的簡單直接，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就可以看出：
秦國宣太後執政期間，韓國曾向秦求救。宣太後在朝堂上對韓國使者大談性生活：“我從前服侍先王時，先王把大腿壓在我身上，我很難受；先王把身子壓在我身上，我卻很愉悅。為什麼呢？因為承寵交歡，我嚐到了甜頭。韓向秦求救，要拿什麼讓秦不覺得沉重，而感到愉悅呢？”
政治高層在外交場合聊起性來這樣開放而直接，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國如魚得水。
商鞅在秦國打擊商業，“廢逆旅”，廢除旅店，禁止商人隨便出行；“一山澤”，將山川湖澤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禁止農民以此謀生。[2]
民眾什麼都不能做，能做什麼呢？隻有兩件事，耕與戰。你或者上戰場，為國家獻出生命；或者努力種地，把收獲的一大半糧食充作軍糧。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戰，怎麼辦？進監獄。商鞅製定了極為殘酷的法律，民眾稍有違反，就割鼻斷腳。《鹽鐵論》形容秦人的苦況說：“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國，殺人如斬草，用兵如彈丸，秦國人或者從軍，或者運糧，死亡極眾。
這樣，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過變法，把整個秦國變成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所有秦國人都成了戰爭機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絲釘。[3]
這樣一種體製當然會引起民間社會的反彈，為統一思想，控製輿論，商鞅不僅燒了書，還規定，民眾“不得議”國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除了“不得議”，商鞅還建立了互相監視的“告奸”製度。儒家主張“父為子隱”，而法家卻鼓勵親人之間相互揭發，秦律甚至規定妻子告發丈夫，妻子的財產可免遭抄沒；丈夫告發妻子，妻子的財產可以用來獎賞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因此商鞅說：“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
這一套嚴酷的反人道的製度，在其他國家難以推行，但是在秦國卻很快落地生根，良好運轉。秦國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由國家來全麵壟斷、控製和調動社會資源的新係統，很快獲得了其他國家無法獲得的龐大兵源和巨額的軍費。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說：
與其他軍事化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有個估計，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到20%，而古羅馬共和國僅1%，希臘提洛同盟僅5.2%，歐洲早期更低。人員傷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羅馬共和國在特拉西梅諾湖和坎尼會戰中，總共損失約5萬軍人，而……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倍。
動員如此高比例的人口，進行高密度的殘酷戰爭，秦國百姓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不過這一切的背後除了壓力也有動力，因為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商君書·境內》中說：
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隻要拎著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個腦袋意味著一級爵位、一頃良田、九畝（當然，秦國的畝比今天的畝要小很多）宅基地、一個仆人，還有機會進入政府或軍隊中充當下級官吏。
法家的特點是說話算數，絕不含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如果你殺敵殺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雲，獲得榮華富貴。
前有軍功爵位為賞，後有嚴刑峻法為罰，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秦人隻好“勇於公戰”，“民聞戰而相賀也”。整個社會陷入對戰爭的狂熱之中。“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商鞅建立的這種國家結構雖然在文化上落後，政治上殘酷，但在軍事上卻有效。秦國舉國上下，步調一致，紀律嚴明，令行禁止，雷厲風行。隻要國君一聲令下，民眾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這樣的“虎狼之國”，哪裏還有對手？
“正如野蠻的斯巴達人摧毀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後來亞曆山大的帝國又否定了作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臘文明，秦國掃平了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建立了秦國。”[4]原本默默無聞的秦國最終統一天下，證明了法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自邊緣的周人創建了完整的“封建與天命”政治結構，同樣起自邊緣地區、充分吸收了草原文明的秦人，也創立了一個決定2000年文明基本結構的新製度。
[1]徐良高：《中國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2]為了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商鞅還明令“民無得擅徙”，這是束縛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戶籍製度”的起源之一。
[3]韓非子在《五蠹》篇中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這個理想在秦國真的實現了。
[4]陳明：《從殷周之變到周秦之變——論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結構的形成》，《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
第十二章
中國統一與歐洲分裂
一
百家爭鳴當中，諸子百家一直在相互攻訐，而且罵得很厲害，比如孟子就攻擊墨子的思想是“禽獸”思想。
但是百家在思想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追求“大一統”。所有的學派都呼籲趕快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都認為天下沒有共主是不正常的，這會讓人心神不寧，必然導致天下混亂，戰爭連綿，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