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近代以來的經濟狀況，相信大部分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團糟。我們所熟知的，就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經濟入侵，迅速導致中國自給自足的傳統自然經濟破產，大量民眾陷入貧困化之中。
然而事實上，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已經更新了這個結論。“1840年以後的近30年時間裏，外來的機器製品並沒有真正打開中國市場，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基本上沒有變化。”直到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對華貿易的商路大為縮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國機製工業品的成本，從而大大增加了英國工業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能力”，才促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出現瓦解。[5]
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經濟近代化過程是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才開始的。一方麵，太平天國運動此時平息下去，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結束，洋務運動開始興起。另一方麵，以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海底電纜的鋪設為代表的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把中國和世界經濟聯係在一起。
晚清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經濟的全球化之路，讓一批近代企業在中國紮下根來。然而洋務運動的成果是有限的，因為官辦企業效率很低，民營經濟沒有起步，因此中國經濟發展隻邁開了一條腿。中國真正的工業革命起始於甲午戰爭。
曆史教科書說，“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使半殖民地化速度進一步加快，民族危機愈益深重”。然而凡事都有兩麵，中國經濟發展曲線，恰恰從甲午戰爭之後開始迅速上揚。
因為《馬關條約》允許開放中國市場，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投資，直接設立企業。為了抵禦外資，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勵民族資本發展，許多領域被迫不再由官辦企業壟斷，而是向民間資本開放。1898年，清廷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首次承認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性。1904年又頒布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民族企業普遍引入西方企業管理方法，實行了董事會製和監事會製，與官辦企業相比發生質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工商業迅速成長。
我們來看幾組數字：
1894年中國民營資本總額是710萬元，到了1913年則達到1.62億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國的鐵路總裏程是467公裏，到1911年達到9292公裏，增長了19.89倍。
1895年中國輪船噸位隻有32708噸，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噸，增長了2.76倍。
甲午戰爭前的20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口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4%，出口增長率為2.54%。甲午戰爭後，1910～1914年間，出口平均增長率為5.9%，進口年平均增長率為7.4%。[6]
吳承明估計，中國市場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長率為1.25%，而1894~1908年為4.02%。按照汪敬虞等經濟史學家的研究結論是，1895~1913年，中國一些行業的年增長速度甚至高達15%~20%。這一現象“不僅過去所未有，也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所謂黃金時代”[7]。
在普通讀者心目中，民國最亂的是北洋時期，也就是“軍閥混戰”時期。然而事實上，這一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民營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比甲午戰爭之後增長還要快。正是在此期間，中國在現代鐵路建設、交通、教育等方麵都取得很大進展，這是因為大一統崩潰，沒有了對民營資本的政治約束，中國實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間力量主導的金融與財政革命。現在大家經常說南京政府時期中國經濟出現了“黃金十年”，不過是北洋時期經濟成果的延伸與壯大。
秦暉先生綜合民國經濟方麵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這個時期的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也在內憂外患頻仍之中取得了艱難的增長。據迄今為止多位權威學者的統計與修正值，從甲午當年（1894）到193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42.493億兩增至192.252億兩，淨增了3.52倍（可資比較的是：同一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僅增加1.98倍）；中國的人均GDP則由1894年的10.2兩，增至1930年的40.8兩，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導致人口發展模式的轉變。
三
近代以來的人口增長，還與中國城市的衛生文明進步有關。當然，和鴉片戰爭以來的很多社會變化一樣，這種進步也與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貼著“順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著金錢馬尾發式的滿族軍隊。1900年，他們再一次在門上帖上順民的黃紙，戰戰兢兢地迎接另一種“蠻夷”即洋人的到來。
洋人的記載：
經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國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寫著“順民”，……一塊木牌上寫著“好大老爺，不要開槍，我等順民”。
八國聯軍進北京，當然犯下了無數的罪行。“河東一帶，時有洋兵強奸婦女情事。”“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搶掠焚殺，繼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然而與此同時，侵略軍也促使北京城的衛生麵貌發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
傳統時代的北京是髒亂差的典型代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巨大的露天廁所中。”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說：“北京的街道，那時太醃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這是因為明清時代“京師無廁”，隨地便溺是唯一解決辦法，因此大街胡同裏屎尿縱橫，“以我所到過的地方而論，街中雖然未必比北京好到什麼地步，然而總不至於像北京這樣肮髒，滿街路都是屎尿”。再加上當時北京沒有垃圾站點，也沒人清運垃圾，垃圾都是隨便倒的。“人家掃除之物，悉清於門外，灶燼爐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積，街道高於屋者至有丈餘。”[8]家家把垃圾堆在街邊，有的地方，垃圾甚至比房子都高。
其實這不是北京獨有的情景，前現代化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麵臨類似的衛生問題。1600年曼徹斯特茴香街（Fennel Street）上的糞堆和垃圾堆達到了讓市民無法“用腳走路”的地步，17世紀50年代的巴斯市民，同樣因為街道上的垃圾、糞堆和石堆頭疼無比。[9]
近代西方文明變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建立起了一個囊括一切的全新體係，對舊的人類社會進行了全麵變革。工業革命中出現的動力革命，解決了流體物質提升問題，而材料技術和施工方式的發展，又使下水係統的鋪設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讓自來水係統和抽水馬桶在西方社會實現普及。1844年，英國女王的丈夫下令在溫莎城堡內安裝了馬桶和排汙係統。1852年，巴黎市長下令“街上所有的新建建築物及進行重大修繕的建築物都必須裝設下水管線”。[10]
因此工業革命也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民生事業進步，讓人類社會進入有史以來最安全、最清潔的時代。工業革命之前，人的平均壽命預期不到30歲。而工業革命完成之後，人的平均壽命預期超過60歲。[11]
1900年，完成衛生革命其實也沒有多少年的西方征服者捏著鼻子進了北京，麵對滿大街的糞便和垃圾，在近代化衛生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征服者感覺實在受不了。他們出於本能反應，立刻要求北京市民改變衛生習慣，因為他們要在這座城市裏駐紮相當一段時間。
“洋人最是嫌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商家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汙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
洋人“熱切期待這次短暫的占領對中國國家驕傲的衝擊能產生積極的影響，長期以來視外國人為化外蠻夷的陳舊而頑固的傲慢會因此遭遇致命一擊，北京也會從一個封閉的城市轉而對外界開放”。德國人、聯軍統帥瓦德西入京後，倡議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員會”，“負責管理治安、衛生、民政、財政稅務”等地方性事務。
管理北京委員會要求“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12]。生活垃圾如“爐灰穢土”等亂倒亦被禁止，“街前不準堆積，無處可倒，家家存積院中”。對此，英美等國界內，“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北京從此才在曆史上第一次有了垃圾清運車。
為了改變北京市民在街上隨地大小便的習慣，占領軍采取了嚴厲的懲罰手段。1902年，北京民間報人彭翼仲等自辦的《啟蒙畫報》，發表《防疫歌》，描寫聯軍當初在北京的情形說：
回想聯軍在北京，大街小巷打掃清，禁止汙穢罰洋錢，防疫無如潔淨先。
有位老官出恭勤，牆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聞橐橐皮靴聲。
此時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脫脫跳，張惶四顧魂膽銷，褲帶不見手紙拋。
此君將來管街道，一定不準亂撒溺，此君將來修路程，一定多設官茅坑。
京城雖是舊京城，肮髒風俗急須更。
當時的中國市民對此非常不適應。有人在回憶錄中抱怨說：“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裏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幹淨；女眷髒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
對此，美國轄區內采取了相應的解決措施：在“各巷口皆設茅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這是中國公廁的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國界內”均已“建設茅廁，尚稱方便”。[13]
從此，北京有了公廁，也不再沿街傾倒垃圾，城市麵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後來西太後回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幹淨，很是喜歡，很誇讚洋人們能幹。”沒想到自己到西安“旅遊”一圈兒，回來北京大變樣了，清政府因此把洋人的這套做法保持下來。
就這樣，伴隨著殖民主義和全球化，起源於西方的“衛生”觀念進入到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當然，不論如何，這些變化絲毫不能減輕八國聯軍的罪責，不過西方衛生文明傳播到中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衛生條件，降低了城市傳染病發生率，這也是民國年間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背景。
馬克思說，殖民主義摧毀了東方農村田園詩般的傳統生活，這“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當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與此同時，這也是曆史的進步。“為什麼東方大清帝國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為什麼印度居民長期過著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消極的生活”[14]，馬克思的答案是因為“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曆史首創精神。”[15]
馬克思進一步認為，“曆史中的資產階級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麵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方麵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治。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為地球創造了表層一樣。”[16]
因此，步入全球化以來，中國的曆史主線就由原來的治亂循環這一條線，變成了中國傳統和西方文明這兩條線並行。這兩條線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導著中國曆史未來的走向。
[1]王年詠的《近代中國的戰爭賠款總值》中對近代以來中國給外國到底賠了多少錢，有幾種估計。多的說法是19.53億兩，較少一些的，也是更多人采用的，是“近13億兩”和“十多億兩”這兩個數字。曆次條約都在，為什麼數字差距如此巨大呢？因為中國的貨幣體係很混亂，對外賠款有用兩的，有用元的。兩又分實銀兩與虛銀兩，虛銀兩還有庫平銀與關平銀或海關銀（亦稱為“庫平兩”“海關兩”）等名稱。王年詠據此綜合算出，近代中國戰爭賠款總值為銀圓13.75億元（折庫平銀為10.45億兩、折海關銀則為8.83億兩）。
[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835頁。
[3]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575頁。
[4]傅築夫的觀點，引自韋森：《法治缺位與市場自發擴展：皇權專製政製下中國市場經濟的周期性興衰》，《2007年全國法經濟學論壇論文集》，2007。
[5]趙津主編：《21世紀高等院校經濟學專業係列教材·中國近代經濟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第16頁。
[6]韋森：《法治缺位與市場自發擴展：皇權專製政製下中國市場經濟的周期性興衰》，《2007年全國法經濟學論壇論文集》，2007，第247頁。
[7]同上。
[8]李家瑞編：《北平風俗類征》（下），商務印書館，1973，第413頁。
[9]儲恩濤：《近代早期其國城鎮汙染與治理》，碩士學位論文，華中師範大學，2018。
[10]蒲儀軍：《衛生設備與衛生間：現代舒適生活的發展簡史》，《建築史》2013年第2期。
[11]金碚：《世界工業革命的緣起、曆程與趨勢》，《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庚子記事》，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第33頁。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庚子記事》，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第52頁。
[14]孫承叔：《資本與曆史唯物主義》，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第10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65，第252頁。
結語
中國曆史的獨特性
一
隻有把中國史放到世界史中，我們才能看清中國的特點。
中國文明並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築能證明國家的出現而論，中國比蘇美爾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國後發先至。在西周時期，中國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飭的大一統封建製度，比歐洲早了近1800年。[1]
接下來，中國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同樣比歐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就實現了中央政權對基層社會的直接統治和嚴密控製，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調動資源。這是同時代世界上其他國家不能夢想的。歐洲國家直到中世紀後期，才開始了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的構建統一集權國家的過程。而直到17世紀達於頂峰的法國中央集權，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這樣對社會的全麵而有力的控製，更何況統一歐洲。
二
中國這種相對西方近2000年的領先，帶來了諸多方麵的影響。
首先是社會麵貌的“現代化”，流動性增強。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在實行嚴格的等級製度的時候，秦朝就已經從製度上廢除了貴族製度，實現了“萬民平等”，出現了空前的社會流動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大一統國家之內，語言文字和度量衡統一，有利於大範圍內的物資和信息交流。這種狀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直到中世紀後期，才解除了領主與農奴的人身依附關係，打破了國內重重封建稅收關卡。日本做到這一點，要到明治維新之後。印度直到今天，種姓製度還有強大影響。
其次是大一統帶來了比較長的和平時期。中國的地理特點和文化心態，決定了分裂狀態下，群雄通常爭戰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結果是人口銳減，經濟崩潰。在中國人的曆史經驗中，隻有建立起穩定的大一統政權，才能享有長期和平，這就是所謂的“亂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漢帝國崩潰後，雖然也經常經曆分裂時期，但是大一統郡縣製度總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統一。
因此，在所謂的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國曆史發展卻進入了高峰期。在長期的和平下，一個王朝的經濟通常會穩定發展，因此出現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貞觀、開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詩宋詞；也留下許多雄偉的建築和工程，比如萬裏長城、故宮和大運河。
三
當然，中央集權製度領先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它造成了中國和歐洲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國大一統郡縣製下，官僚係統極為發達。而歐洲封建體製下，自治社會傳統一直沒有中斷。
秦漢帝國通過“編戶齊民”，把幾乎一切社會組織打散，用郡縣製對全國進行了格式化。這與羅馬帝國相當不同。因此秦漢帝國是一元剛性結構，書同文，車同軌，舉國上下，如臂使指，步調一致。而羅馬帝國的文字沒能統一，政治製度沒能統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統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2世紀的羅馬帝國乃是自治城市的聯盟和淩駕於這個聯盟之上的一個近乎絕對專製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體。”[2]羅馬帝國的繁榮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的有機結合之上的。一方麵，“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麵，“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它執掌國家大事——外交、軍事、國家財政”。這也許更接近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結合郡縣製和封建製長處的政治構想。
羅馬帝國遠沒有中國這樣成熟而龐大的官僚體係，到了中世紀，官僚係統在歐洲幹脆消失了，因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在西方的曆史發展中，在分裂和動蕩當中，社會自治一直發揮著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紀西歐的莊園、行會、教區、俄羅斯的米爾內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國很早就用官僚體係取代了社會的自治功能。在西歐中世紀，自治城市成為體製外的權力中心，市民聯合起來，從封建主手中購買到自治權，成為體製外的異己力量，這在中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國的中央集權受到的約束很小，而後發展起來的歐洲的中央集權受到重重社會力量的約束。
正如封建製是國家的早期形態一樣，中央集權製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歐洲的崛起與統一民族國家的出現密切相關。不過，西歐中央集權國家和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形成過程相當不同。歐洲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量發育起來之後才出現中央集權國家的。因此，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中，君主的專製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製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製。
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製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在其他國家發揮約束力量的世襲貴族、教會、商人組織等力量，都無法約束傳統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3]
歐洲的中央集權之路，還進行過多種探索和比較。英國之所以後來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為它的體製既比荷蘭鬆散的城邦聯合體更有凝聚力，同時又比西班牙的君權受到更大的約束。通過光榮革命，“英格蘭人成功地馴服了龐然大物型的現代國家，他們沒有摧毀利維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響應他們的意願，服從他們的法律”。因此，英國到後來一家獨大，並深刻地影響了今天世界的麵貌。
中國一直沒有機會馴服利維坦，皇帝在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實力，以保證皇權的獨大。因此郡縣製下的皇權隻受“天命”的軟約束，沒有製度上的硬約束。
四
中國和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國和歐洲社會麵貌的不同。
第一，傳統中國社會是整齊劃一的一元化結構。
中國大一統大王朝的麵積極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為了保持國家的一元化和一致性，大一統王朝通常會對全國進行格式化的整齊劃一。
這種整齊劃一令西方人驚歎。就像我們前麵引用過的，英國人說：“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麵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4]中國在和平時代的社會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遠優於同時代的歐洲。
但是整齊劃一也有代價。在中央集權製下，因為皇權的獨占性，君主通常對地方社會的動態發展表現出恐懼，對其他社會力量始終處於壓製防範狀態。[5]因此總是采取“消極性帶防禦性”的做法，“維持各地區的平衡，一般遷就經濟落後地區”。比如很多朝代經常命令大片區域種植同類作物，結果加重了社會的負擔，造成經濟倒退。明初為防海盜騷擾，下令“片板不許下海”，清初遷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內遷30裏，正如葛劍雄先生所說，造成的經濟損失其實大大超過了海盜的掠奪。
大一統王朝製定政策，出發點總是“便於君”而不是“便於民”，因此經常在全國範圍內遠距離大規模征調人力資源，被征調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時間甚至遠遠超過服役的時間，大大加重了民眾負擔，秦朝的滅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賈誼說，當時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於諸侯國的統治之下，而不直屬於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長途跋涉於淮南和長安之間。而明代實物賦稅製下，百姓負擔的運費居然5倍、7倍於皇糧本身，這也是長途征調的結果。
葛劍雄先生說，在落後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如果政治設計更關注民生，應該更多地照顧地區差異。他觀察到，有的時候，地方性“政權的領土大大縮小了……統治層次減少了，傳遞時間縮短了，行政效率會有所提高。隻要保持和平狀態，人民會因此而獲得較多實惠”。
因此大一統體製一方麵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帶來了長時間和大麵積的和平，另一方麵卻也限製了社會變化發展的空間，也壓製了地方的效率。
而歐洲因為一直沒有完成統一，各民族國家出現強烈的競爭態勢。斯塔夫裏阿諾斯說，規模浩大的鄭和下西洋因為皇帝的一道簡短的命令突然停止，這在歐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國的皇帝能夠並的確發布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小國林立雖然動蕩不休，但另一方麵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發揮。
第二，中國傳統王朝的優勢是能夠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後的力量，用於提供公眾服務的並不多。我們看傳統時代的財政結構，有兩個重點，一個是皇室和貴族們的消費，另一個就是供養軍隊和百官，用於民生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葛劍雄先生說，有些人認為傳統政權既然集中了大家的力量，“必定會投資於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大工程，有利於發展生產等，顯然並不符合中國的曆史事實”。那些集中起來的財富“大多被揮霍浪費，真正用於國家管理和社會進步的反而是少數”[6]。
管漢暉和李稻葵的研究證明了葛劍雄先生的這個說法。他們曾經將明代中國和工業革命前英國的財政結構進行過具體比較，結果發現，“總體來說，明代中國和英國的政府規模相差不大”，但是兩國政府的錢，花到了不同的地方。明朝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用於宮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費，對宮殿和陵寢的修建，以及巨大的軍費開支。除了幾次治理黃河水患之外，整個明代很少進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嚴重不足。政府也沒有投資於道路的修建和保養，更別提“投資在工業製造或者其他生產性的事業上，因此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非常有限”。
歐洲的中央集權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君權又受到更多約束，君權通常不得不為經濟發展服務。因此，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政府，汲取能力也很發達，但是英國的“財政收入主要用於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和轉移支付帶動了國內其他投資的上升，投資的乘數效應為2.25，這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曆史研究顯示出，政府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幹預而改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之一”[7]。
第三，正是因此，中國王朝出現了周期性的崩潰。
與中國君權缺乏有效約束伴生的，是官僚係統非常龐大，權力同樣缺乏有效監督。如我們分析過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稅賦，官僚係統可能會額外貪汙10分。因此中國傳統王朝到中後期，總是出現汲取能力過度的問題。在皇帝窮奢極欲的同時，官僚係統更侵吞了大量財富，結果是“皇帝與官僚共享物質財富”[8]，導致一個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麵積腐敗當中。
由於中國傳統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為社會共享，用來促進經濟成長，因此這種過度汲取總是表現為壓垮脆弱的小農經濟。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衝突中，沒有妥協性渠道，要解決問題，隻有通過戰爭，導致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
歐洲在持續的小規模的動蕩中發展，人口發展曲線比較平穩。而中國大一統王朝總是“脆斷”，崩潰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損失，要遠超過封建製的西歐。
中國曆代很多思想家都發現，在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的運轉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特點。宋代羅泌在比較郡縣製與分封製時說：“建封之時，一人縱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海內共懼其禍。”也就是說，封建製下，最高統治者一個人的失德，不會帶來全天下的崩潰。因為各地並不在統一領導之下。而到了郡縣時代，皇帝一個人不靠譜，全天下都要跟著倒黴。
王夫之說，從秦代之後，中國曆代皇帝“貪天位、戧人倫”，以致“盜賊、夷狄交相蹂躪中國，不知其所終”，即農民起義和異族入侵交替造成社會動蕩，而且這種曆史規律還找不到終結的辦法。
黃仁宇則解釋說：“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製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中國在專製時代，好像皇權無限，其實大部的威權，不過矯揉造作的儀式上之裝飾，實際是對內不設防，以無數的小自耕農作抽稅的對象，財政的收入極為微薄，各種嚴刑峻法也隻能有選擇性地、以殺雞儆猴的方式執行。”
五
“過去100年、特別是50年裏，世界各地的經濟現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無可辯駁的長足進步，農村人口、貧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顯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經建立起了穩固的民主製度的國家，差不多與100前完全重合——說到底還是那些西方國家，唯一的例外出在東亞地區。這似乎有力地證明了，經濟的發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並不能落實真正意義上完善的西方式製度；在不少地方，相反還帶來前所未遇的社會動蕩。”[9]
確實，放眼世界，全球180多個國家分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類。其中所謂發達國家20多個，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後發國家”。通過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發達國家和地區基本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歐洲國家；第二類，是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國前殖民地，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第三類，是中華文化圈的成員，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相反，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非英國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國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國家，都不是發達國家。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這些國家，現代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失敗和挫折：
土耳其從300年前起就開始了漫長的現代化之路，其艱難與中國高度相似，經曆了土耳其版的“師夷長技”“洋務運動”“君主立憲”的重重失敗，直到凱末爾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確的起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土耳其離加入歐盟隻差臨門一腳，卻在近些年開始走上了回頭路，離歐盟越來越遠。其原因是凱末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雖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觸角難以深入到邊遠而廣大的土耳其農村。集中在農村的宗教人士和農民宗教意識仍然濃厚，20世紀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後，數量龐大的底層民眾開始顯示力量，伊斯蘭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顯存在，到近些年達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選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貧富差距和社會動蕩中焦慮不安的拉美民眾很容易受到那些激進口號的影響，他們喜歡那些提出誘人目標和簡單快速的解決方式的領導人，誰的氣質和姿態最權威，最像“父親”，誰的許諾最直接、最簡單、最激進，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許諾要為窮人提供“超福利”（免費住房、免費汽油），因此迅速崛起於政治舞台。上台之後，為了兌現承諾，查韋斯大力推行國有化，把所有行業都收歸國有。但趕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國投資者之後，委內瑞拉本國卻沒有成熟的企業家階層接手，國有企業陷入效率低下和嚴重腐敗當中，激進的國有化不久之後就導致各種物資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國”已經淪落到需要進口石油，超級市場沒有食物，人們到垃圾箱去撿東西吃。國家的經濟崩潰了，窮人獲得的福利也自然隨之成為泡影。委內瑞拉的經濟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這麼多國家遭遇重重失敗，是因為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動力並不是內生的，而是被移植的，這種移植過程遠比人們想象的要更為艱苦，並且成活率很低。除了製度原因之外，現代化還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夠提供這種土壤的有兩種文化，一種是清教文化，另一種是儒家文化。這兩種文化的共同特點是積極進取，推崇勤奮節儉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張信徒必須在塵世生活中恪盡職守，把在塵世取得事業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選擇”的證明。“他們（上帝的罪人）應當勤奮，以便最終能得到上帝的召喚。……如果他們不用勤勉、奮鬥、勞動去獲得恩典和拯救，他們必將毀滅。”新教推崇勤勉這一品質，認為饑餓和貧困是上帝對懶惰者的無情懲罰。[10]
儒家文化則更為入世，它不追求虛無縹緲的來世，而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種剛健進取的奮鬥精神，與新教倫理有異曲同工之處。事實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正在生動地向世界展示華人強大的競爭能力。比如高曉鬆在視頻節目《曉說》中講的，在矽穀打工的華人，如果3年還沒有升職，就會感覺不滿。而印裔工程師30年不升職，仍然心平氣和。秉承這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精神遺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也表現出強烈的創新求變意識。
與清教和儒教比起來，通行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國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則是一種中世紀性格的宗教，它宣傳在現實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來獲得永恒拯救的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經天定，努力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既然一切都托付給了上帝，索性就萬事不著急了。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時間觀念比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將之戲稱為“明日文化”。“對每一個要求，西班牙人總是回答以快樂的明天。”[11]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現在都已經完成現代化。這些實現了現代化的儒教主體國家和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既擁有儒教文化培養出來的勤奮進取，同時又擁有借鑒自西方的法治環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學者，強調這些國家和地區崛起過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認為儒教文化是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這一點，而是強調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說：“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製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而比較公允的看法是，這兩方麵都很重要。
六
中國從秦到清的曆史表現為強烈的路徑依賴。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著一種軌跡運動，逆轉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許會有其他的選擇點，但是一定製度安排的塹壕阻礙了對初始選擇的輕易扭轉”。通俗地講，其實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能相信一個40多歲的人，會在一夜之間改變他的生活習慣和為人處世態度嗎？早在秦統一六國的時候，中國就完成了“初始選擇”，一直到清朝都無法擺脫這個剛性的軌道。“早熟國家的曆史遺產不僅使後來的中國發展形成了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路徑，也使其形成了不同於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路徑。”[12]
每一個民族的發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彙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說法，是上天所決定的，無所謂對錯。
儒家精神的強毅進取，中國人個體強大的競爭能力，在改革開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的曆史、文化和地理，決定了它的大一統趨向。在大一統的框架下，我們應該可以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實現“係統升級”，充分激活整個社會的活力，在每個人更幸福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更強大。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1]如果這一製度從周朝建立（前1046年）開始計算，而歐洲成熟的封建製度從普瓦提埃戰役（732年）開始算的話。8世紀20年代初，阿拉伯軍隊越過比利牛斯山。732年，阿拉伯軍隊沿通往巴黎的羅馬舊道北上，進抵普瓦提埃。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率軍迎擊，並成為這次戰役的勝利者，因而獲得“錘子”（音譯為馬特）的稱號。阿拉伯帝國因此確認了地理擴張的極限。
[2]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5，第194頁。
[3]張孝芳：《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比較政治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5期。
[4]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76頁。
[5]如果出現寬鬆的情況，那通常是因為統治階層本身的懈怠，而不是他們的主觀願望，比如明代後期皇帝懶政，結果卻使江南民間經濟迅速發展。
[6]集中力量，可以開掘大運河，治理黃河，修建水利設施，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但這項開支在總量中往往隻占很小的比例。一些小型、中型的項目，分裂政權就能辦到。比如五代的吳越國主錢鏐，對築海塘、疏浚河道、農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還專門設置了“撩湖軍”，負責疏浚西湖。（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13，第171頁。）
[7]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3期。
[8]管漢暉、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3期。
[9]陳季冰：《從土耳其的曆史，看一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難題》。
[10]王曉德：《天主教倫理與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文化根源——兼與新教倫理對美國發展作用的比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1]王曉德：《天主教倫理與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文化根源——兼與新教倫理對美國發展作用的比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2]張孝芳：《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比較政治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