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的時間過去了，袁世凱等人還在與日本方麵進行積極的交涉，談判。袁世凱秘密交付蔡廷幹“泄露交涉”的權力，讓他通過自己的渠道方式向英美各國透露中日談判的一些所謂的“秘密細節”的同時，公開二十一條條約詳文。
英國泰晤士報前任首席記者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此時正以“總統政、治顧問”的身份，在北、京總統府任職。莫理循此人乃澳大利亞人士，畢業於愛丁堡醫科大學，此人雖然為英帝國之臣民。
在一定意義上想方設法的要幫助英國獲得中國西、藏地區的權益，而另一方麵，他作為中國的雇員還是能夠稱職的，竭力想要扶持中國的政、治、經濟建設的，其一九一二年成為“總統政、治顧問”以後，袁世凱曾在王府井大街為其購置宅院，因為其對華的一些貢獻，所以當時王府井大街也被稱為“莫理循大街”。
而且說起莫理循此人，務必要提及的一點就是當年的“日俄戰爭”，時值莫理循出任泰晤士報首席記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泰晤士報上大篇幅的發表有利於遏製俄國影響力的文章。
與此同時他還間接的利用自己的個人影響力與泰晤士報的社會影響力，發動國民對日、俄雙方展開激烈的有政、治性導向的輿論，因為泰晤士報是全國性包含政、治、經濟等國計民生的知名報紙，所以其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
雖然莫理循此人不過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遠遠達不到影響國際性導向的程度，可是其在泰晤士報上的作為，確實的在實際意義上促使了日俄戰爭的激化與發起，所以國際輿論上也有人稱日俄戰爭為“莫理循的戰爭”。
由此可見，此人的本事與能耐，而且他一九一二年自出任總統政、治顧問一來，對中國的國內建設、經濟發展、軍事導向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輔助作用，而且其對於袁世凱本人，是存在個人崇拜的。
他曾言，袁世凱本人才是整個國家的希望與未來，而且說到底他忠於的並非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凱本人罷了，雖然名義上他是政府的雇員，可是內閣大、臣、將領們都知道，這個莫理循實際意義上隻不過是出於對袁世凱的崇拜才會如此賣力的罷了。
比如當年的“宋教仁案”，當時的社會輿論、國際輿論將矛頭全部指向了袁世凱，鋪天蓋地的指責聲可謂是響動震天，就連袁世凱的心腹親信在那個時候也是對袁世凱的態度多有改變，更有甚者，乃至於與那些指著袁世凱的人一般。
對其進行抨擊，唯有莫理循，他是稍有的持“緘默不語”為行事方法的人，後來從他口中得知，其實當時他並不是因為不想要抨擊袁世凱而選擇不語的，反之是因為其當時無法尋找到有力袁世凱的證據。
無法為其開脫解困，所以才會如此行事的，而且說起來，莫理循當時其實也是對袁世凱持有懷疑態度的，因為從政、治集權上來看，袁世凱命人刺殺宋教仁是合情合理的，當然了，這也同樣的不代表他相信此事的始作俑者乃是袁世凱。
而兩個月之後，當宋教仁案中，被供出的主謀，不是袁世凱，而是原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時候，莫理循不由的認為這是極為可信的，而且當時洪述祖還曾有如此說法，道：“我之所以選擇殺死宋教仁是因為我個人滿懷報效國家的雄心壯誌，我想要大家真正的看清楚宋教仁的真正麵目。這件事全是我一個人籌劃並且安排人實施的，與其他任何人無關。”
洪述祖的話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強調的“與他人無關”到底這個沒有說出來的名字到底是誰，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當時宋教仁案的影響頗大，一旦找出這個不知道真假的真凶以後，那麼必然的要立刻向社會澄清。
為袁世凱正名，當然了，莫理循當時應該是選擇了相信洪述祖的供詞的，不然那的話，後來趙秉鈞要求由一個公正法庭來處理調查且宣判這件事的時候，當他以國際身份邀請莫理循出任臨時組織法庭機構中的一員的時候。
怕是莫理循應該不會以““為了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聲譽，在這種時候進行調查是不明智的。”這樣多有些無厘頭樣子的借口以為推托，而也是因為莫理循個人的推托，使得此項調查就此擱筆不前。
以上的例子，不難看出莫理循此人的一些才幹與他對於袁世凱本人的寄予期望值的高低，不過有一點要再次說明一下的，那就是雖然莫理循對於袁世凱存在著較為強烈的個人崇拜，但是這絕不代表他對於袁世凱的任何行為方式和決定都是無條件支持的。
比如最近風行起來的“請願團、籌安會”等，有關於所謂的恢複帝製的風聲，雖然還不能確定這就是袁世凱所造成的，但是對此，莫理循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他曾直言不諱的以顧問的身份告誡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