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農村，打倒了地主、富農的剝削階級之後，是不是就實現了人際關係的平等，鏟除了一切性質的剝削與壓迫呢？
不妨先將視線投向六十年代。
在張樂天先生的調查中有幾個例子：1960年海寧的一個大隊鬧饑荒，農民們除了能去還在硬撐著的食堂打碗薄粥，主要得靠樹皮、草根充饑，熬不過去的老人們，便一個個猝然倒下了。一天，食堂的夥夫，發現有個大隊幹部躲在灶頭後吃白米飯。夥夫將此事告訴了老婆，他老婆又傳播給了其他人。次日，整個村子裏的人，都在背後詛咒這幹部……
兩年後，某一秋日的中午，一個大隊十部，經過一戶貧農家門口，後者五、六口人正吃飯，餐桌上隻有一碗鹹菜、幾根醬瓜。前者隨口說道：你們也吃得太差了，我家的豬，比這吃得還要好一點。那貧農半是忿然、半是無奈：你們這些當大隊十部的，有吃有喝，就是畜生投胎到你家裏，也有好福氣。我們是窮人家，沒辦法……
前一件事大約隻是偶然性的，針對個別幹部；後一件事卻表明，幹部與農民之間，開始有了一條界限。它反映在經濟待遇上，便是大隊十部視職務不同，每年每人都會給上相應的工分補貼。在L大隊，一個叫馮洪明的，各年所補貼的工分是，1961年3400分，1962年3600分，1963年2820分，1964年2800分……此人補貼最多，看來不是大隊書記，就是大隊長。給他的工分補貼，放到一個強勞動力身上，則不管刮風下雨，婚喪節假，天天都要出工，且要十滿一個勞動日，才能拿到3600分，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獲中等補貼水平的，每年也在2500分左右。
對此，農民已經有了強烈反應。有的說：幹部們今天開會，明天又開會，一開就是半天一天的，哪有那麼多的事情要談，無非是想出點花頭來拿“安耽工”。有的抱怨：幹部們屋裏坐坐，不吹風，不遭雨，張張嘴巴就拿十分工。我們累死累活地幹，一天最多也不過是十分工，這事情說到天邊也是不合理的……
於是，在生產隊集體勞動中，勞動效率與“公出”幹部的多少，大致構成一個反比關係：“公出”的幹部越多，勞動效率越低，倘若某一天生產隊的幹部，統統去哪裏開會了，這一天的勞動便成了群體“放羊”。
這一反比關係，已經在默默地演繹著農村現實生活的邏輯——如果不存在某種程度的剝削因素，農民們不會這樣幹活；
農民們習慣於如此幹活，又表明——如果不存在某種程度的壓迫因素，這剝削因素便連一天也維持不了。
土地改革，毀滅了鄉紳階級在鄉村社會中的傳統作用。農業集體化又尤其是人民公社，締造出一支龐大的幹部隊伍，以填補鄉紳消亡之後出現的空白。兩者間，有不同的是——
鄉紳是自掏腰包吃飯的，幹部則是要吃大鍋飯的，一般來說，還得吃上最香最軟的一層；
鄉紳裏，多數人還是屬於民間社會，少數人是告老還鄉的前官員，可能身上有些半官方色彩，但總起來說，他們都注重代表本土本村的利益。幹部中分兩層，鄉、社幹部，是當然的國家在編幹部，大隊、生產隊幹部，身份上仍是農民，卻擁有全部的行政管理職能。兩者都奉國家的政令和原則為圭臬，負責將各級政府的生產計劃和關於農村的各項經濟指標，分解、落實到基層；
鄉紳的傳統作用，大抵是通過宗族與血緣聯係，還有教化活動來實現的，它介於管與不管、實管與虛管之間。幹部們仰仗著國家賦予的權力，事無巨細，悉攬無遺，諸如生產計劃、分配原則、糧稅征收、勞務派遣，以後又有自留地、宅基地、生兒育女，乃至鄰裏糾紛、分家析產、每戶人家可以養幾隻雞、種幾棵樹……大約除不能做出男女來，上帝要管的事，他們都要管，他們是準上帝。
鄉紳們人數有限，鄉紳之所以也稱鄉望，得在家族內、地方上享有一定的聲望，還得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與家學淵源。幹部們是無須這些條件的，國家一般不是根據素質來決定其是否任用，而是因維持一個麵對億萬農民的龐大的管束機製的需要，而將其逐級派發的。隻有到了八十年代，社會學者有條件做出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後，人們才能從數字上把握這一龐大：
按當時人民公社的體製，每個公社約有幹部三十人以上，生產大隊為十人左右，生產隊為五人左右。於是，在全國527881個人民公社、690000個生產大隊和4810000個生產隊當中，大大小小的幹部，達到了六千萬以上，占到了農村全部人口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