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上約與當時河南或山東等一個人口大省不相上下的農村幹部們，堅決地守衛住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上甘嶺”，讓大寨紅旗高高地飄揚在社會主義的“虎頭山”上。而且，以一方方溫情脈脈的麵紗，諸如“愛社如家”、“社員之家”、“民兵之家”、“青年之家”……麻醉了家庭功能幾乎被衝擊成一顆光光的鵝卵石的農民，也掩飾著在國家與農民之間日愈緊張得令人不安的氣氛……
與此同時，在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裏，他們從農民身上，或者說是嘴邊，拿走了多少東西呢？這當然是一個天文數字，也肯定是一個永遠打撈不出來的數字。
但有兩件個案。一件在一個叫陳集的公社，在該公社解體前，全公社27169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須上交自己收入的10.83%，作為公社內1766名各級幹部的補助，其中，一個大隊76名幹部獲得的補助，達到了農民總收入的19.1%。這個紀錄還不是最高的，甘肅省的渭源縣刷新為，1977年該縣糧食的總產量中，有30%為幹部們“提留”走了，計19535913公斤。此外，尚有848069公斤，在賬目上列入“其他”一項，實則被幹部們吃喝掉了。
這些個案，雖然不一定能夠代表全部。但卻能夠證明，大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的公社官員，實際占有著大約百分之寸至百分之三十的收入。如此少勞多得、甚至不勞而獲成為常例，也就誘使愈來愈多的人進入可獲“補助”的行列。直到一個中等規模的公社裏麵，擁有幹部身份的人，可以多達二千多人，已超過舊時鄉村保長保丁數量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所以，在人民公社社員中間，會流傳著一句尖刻的話：“過去幾個村養一個保長，現在一個村養一堆保長。”但是，這仍然不是農民所要供養的全部，另有民兵幹部、婦女幹部、共青團幹部、會計、計劃生育員、小學教師、赤腳醫生、獸醫、廣播員、護路員、護林員、代銷員、電工、農機員、供銷員等等。這樣，鄉下勞動力中需由農戶“補貼”的人就占到十之三、四。
——（淩誌軍《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
倘若說農民養活了地主，地主卻也付出了生產資料——土地，有時還有畜力、工具；那麼，這主要靠農民“補貼”養活的袞袞幹部們，也不是兩手空空，啥也沒有付出。
在上級麵前，他們可能付出的清單有：八麵網通，脅肩諂笑，心心念念，赤膽忠心，捱風緝縫……在農民麵前，他們可能付出的目錄有：唇焦舌敝，涎皮賴臉，軟硬兼施，恩威並重，惡紫奪朱……
在上級與農民之間，一些人如果還講點傳統倫理道德，就像鑽進了風箱的老鼠——兩頭受氣，他們顯然不可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傳統倫理道德在他們身上，已經成了酒桌上被酒水打濕的煙卷，或者，當上層結構對下麵農民的提取日益苛刻，隨之對他們的壓力也日益加重時，他們中的不少人，便會呈現出一種“痞子化”的傾向。
劉邦便是一個典型的痞子。在未出道前，他在老家沛縣當亭長，大概相當於大隊裏管治安的民兵連長，倘若沒有在亭長任上練出一身無毒不丈夫的氣概，日後他就擁攬不了漢朝的江山……
地主、富農作為“剝削階級”被打倒了，背負著巨大的“剪刀差”與種種“補貼”、攤派的農民，卻沒有從土地上站起來——
農業生產上有一個指標，最能說明某一時間段生產力的水平，那就是單位麵積上某種作物的產量。在農耕經濟為主的社會裏，中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是稻、麥……由於一兩千年來它們的遺傳基因型未得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小麥的產量一直保持在每畝100-200斤，水稻在每畝200-400斤（吳慧《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餘也非《中國曆代糧食平均畝產量考略》），年度之間的產量差異，則由當年的氣候、人為因素、其他自然因素決定。抗戰前夕有人做過調查：“秈梗稻平均畝產308斤……小麥平均畝產123斤”。（葉謙吉《糧食統製聲中中國稻麥改進之途徑》民國二十五年8月16日《東方雜誌》33卷16號）。
再往後看，據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1949年-2001年的《中國農業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經濟年鑒》等資料綜合出的統計數字是：1938年-1947年裏，稻平均畝產396斤，麥平均畝產165斤。1949年猛降至稻252斤，麥86斤。此後慢慢爬升，1957年升至稻359斤，麥114斤；到了1961年，又跌至稻272斤，麥74斤。畫成平麵坐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兩個低穀完全是由於戰亂和“大躍進”而造成……真正的恢複，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的事情。先是“分田到戶”、“大包幹”之功，後來是因為引進了高產的“矮杆基因”，大幅度改良了稻、麥品種的遺傳基因型，才使得產量潛力節節攀升，直到今天十幾億畝耕地居然讓十幾億人口糧食基本自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