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要不，這指標……給我？”
校長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如同他緊緊地握住了這年輕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過你還隻有二十幾歲，吃點苦也好，就算是黨組織在考驗你。等事情過去了，最多兩、三年吧，你再回到學校，我一定要讓你入黨！”
次日，年輕教師被鄉公安特派員押送去縣裏，從此他再沒有回來。
校長隻知道他被送去了一個偏遠的礦山勞動，從那裏他還寄回兩封信來彙報思想，以後便沒有了音信。幾年後，有人告訴校長，他在采礦時被礦石砸斷了腿，成了殘廢；校長又從其他人那裏打聽到，他並未成殘廢，隻是人瘋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縣城……
從這件事的處理方式裏，我們可以發現校長雖不打算做一個“溫情主義”者，卻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除了被逼無奈外，校長一定還有原因。而這年輕人，顯然是屬於五十年代中國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滿了理想主義的一代人，像鳳凰涅槃一樣，他們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燒自己，奉獻自己；但前麵畢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會的陰溝，能夠讓他有決心走進一場苦難的，除了一種變形的、苦澀的追求外，也一定還有原因。
這兩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們對於反右鬥爭的酷烈，和一旦淪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遠遠估計不足。
縱觀反右鬥爭開展以來的報紙，我們不難發現對於右派分子的定性與處理，有一個調子越來越高的過程。即便是在鬥爭形勢灼熱得遍地流火的7月，毛澤東本人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仍表示：
對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對這種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我們用各種方法切實攻，使他們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不說全部，總是可以爭取一些人過來。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爭取過來是有用的。爭取過來，讓他們多少做一點事。而且他們這一回幫了大忙，當了反麵教員，從反麵教育了人民。我們並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裏去，還是用治病救人的態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辦理，1957年，同然還是共和國肌體上的一塊潰瘍，但對於中國的當代史，決不會像現在這般慘重。可此後的調子便日趨激烈了，最後一錘定音的，是1958年5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講話裏首次將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專政對象相提並論，簡稱日：地、富、反、壞、右。
安徽那位閉塞的山區小學的校長，和他手下的那個年輕教師，開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風雨交加之時出了一趟遠門，雖然泥濘路滑，寒意沁骨，卻總有回家換上幹衣、喝碗熱湯的時候；
就是在黨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學，右派學生裏，無論是送去門頭溝挖煤的，還是留校一邊監督勞動一邊跟班學習的，心靈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尚未到幾乎爆炸的地步，絕大多數人在為自己不經意間犯下錯誤而痛苦不迭的同時，也十分經意地相信，隻要自己承認錯誤，並在艱苦的勞動裏去改正錯誤，“上帝”就不會拋棄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一位當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學生的學者告訴我：倘若我們知道這隻是一廂情願，而一旦走上社會，好似灌香腸一樣，我們命運的一節節“腸衣”裏，得結結實實地填塞進那麼多苦難，恐怕在離開學校之前，就沒有多少人有勇氣能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