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教授記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有鬥爭的“補課”裏，他所在的黨小組，又把剩下的材料給抖落了一遍，從中又挑了幾個出來。在第一批劃了6個右派之後，這次又劃了2個，已占到班級總人數的10%。不過是56年秋季才人校的學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卻成了他們青春的祭壇，他們小學和中學時代所有的奮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憬悟，全做了這座祭壇的供品……
陸平終於發現再不斷報上來的材料已經十分勉強，一次會上，他終於發話了：
“好了，全校已經劃了800多名右派了，得關閘了，從今天起刀下留人！”
對於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學生的處理，一般是三種情況：最嚴重的，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嚴重的，送去農村、工礦監督勞動，等到三年後根據表現回校恢複學習，北大的許多右派學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門頭溝煤礦，下到煤井裏挖煤。少數問題被視為輕微的，在學校一邊監督勞動，一邊仍跟班學習。
我曾聽說了這樣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個山區縣的一所小學裏，30多位教工裏已打了4個右派。本來恍若桃花源中人，半個月看一回報紙，吃菜去牆邊的地裏摘，春天屋裏也能爆出來春筍，夜裏在油燈下批改作業，隻有難得地開上一次會，校長才會拎來一個擦得錚亮的汽燈……日子過得古老而又簡單，原本“整風運動”、“大鳴大放”對於他們，猶如外太空一樣遙遠。
與文明有遺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國一旦涉及到整人的運動，便難有遺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準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來越是激烈。
4個人裏，有2個是在一次會上給縣教育局提了幾點意見，概括起來是縣裏領導對山區小學不關心。一個人是因為上課時忘帶了一篇範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見鄉長坐在椅子上正摟著他新婚的妻子親嘴，猶如鄉長摟著的是一根木頭，他不動聲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腳後跟不爭氣，碰響了門邊放著的雜物……再一個教師，屢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評一個吊兒浪當、已經留了兩回級的學生，這學生在作業本上麵了一把手槍，寫明要開槍打死他，他憤而撕掉了這頁。可他還是被打中了，開“槍”的是這孩子在縣公安局當副局長的舅舅。
明白這一切的校長，對“溫情主義”的後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打成了右派，可一進入1958年，他又滿臉皺紋深得幾近可以給薩達姆總統做戰壕了，按縣裏下達的“補課”指標，學校又攤上一個。
大約正在這時，一個年輕的教師上門來向他彙報思想，這年輕人一年半前由地區師範分來這裏，剛來的第三天便向他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申請書裏以詩一般的語言寫道，要以蘇聯影片《鄉村女教師》的主人公為榜樣，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識，化為春日滿山嫩黃、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區孩子們無邪的心靈……
望著這個真這樣做了的年輕人，校長晦暗的胸間，陡然也璨開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輕人來跟前坐，這份少有的親熱，讓對方一時間手腳失措，他說：
“來，你來幫我出出主意，看這一個‘補課’指標給誰合適？”
校長扳著指頭，一一點過：不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硬得似銅牆鐵壁，就是人老實得像榆木疙瘩，山區裏各方麵條件艱苦，要撐持住這小學，還得靠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個什麼意外，一家人吃飯都成了問題……年輕人像是明白了什麼，眼睛裏也一下光瑩瑩、熱糊糊的，鼻子裏卻有些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