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年隆冬開始，次年達到了高潮，一批義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裏撤回了城市。他們不是先摘帽再回來的，而是先回來再陸續摘帽的，似乎這一政策的製定者，已經意識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將遠遠趕不上一場令舉國日月失色、山河凝滯的大饑饉吞噬生命的速度，他們不想給一堆白骨摘帽。
當右派們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時，那些當年打發他們下去的“左派”倘若良心未泯，應該震驚於這一情狀：恍若光禿禿的枝條上最後一朵淒婉的桃花，漸暗漸冷的爐膛裏吐出的最後幾縷悲愴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窩裏溢不住的興奮或憧憬，緊繃似鼓皮的臉上習慣性擠出的謙恭，他們脖子以下的身子，幾乎都可以忽略不計——
原中央司法係統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後，先集中到最高法院開了個會。會場在二樓，幾十個右派卻沒有一個人能夠上得去，連過一道門坎，都像剛學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著門框，腿才能抬過去。
原新華社著名記者戴煌，一米七八的大塊頭，回到北京時，連同身上穿的破舊軍大衣、軍棉服、絨衣褲以及軍棉帽、棉膠鞋等等，隻有92斤；而在打成右派前，他光頭赤腳，隻穿條小褲衩，也有193斤。他感覺自己像個無根的稻草人兒，一陣風就能吹去。歸途中，在牡丹江車站過天橋時，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員管仲祥、閻啟明等人，將他架過去的。到了月台要上車時，他的腿好像突然消失了，再怎麼提，人也上不了車門的那三小步台階，又是管、閻等人上拉下托，將他像個大棉包似地硬塞上了車……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體，真的全部隱去了，可總還剩下個腦袋，便能在上麵進行莊嚴的摘帽儀式，最不濟的是那些最後連腦袋都沒有保住的人。
在從1958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的連續三年的大饑饉裏，右派分子們充分地享受著一種從屈原和荷馬開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學作品從來沒有深刻描寫過的虛弱，一種地下哪怕隻有一根稻草，而你想從上麵邁過去卻提不起腿來的虛弱；高度保持著一種一天24小時時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須呼吸的警惕，一種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會被同屋人冷漠得似抬出去隔夜的便桶一樣抬出號子的警惕；他們還常常如紳士淑女品味南美咖啡、古典歌劇一樣，品味著無處不彌漫的死神的氣息，這種氣息以人們的身子作為自己的通衢大道——
人們悠悠惚惚，走路輕飄飄的，說話輕飄飄的，喪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覺，恍若是一群從昏暝中走來又向昏暝中走去的幽靈。唯有在發現任何可填充空癟的胃囊的東西時，那被腫成氣球似的臉擠得一條縫的眼睛裏，磷火般綠熒熒地亢奮一閃，才讓你感覺到尚存有幾絲生命的氣息。此外，你還真難分辨眼前發生的，究竟是在“人”還拖著尾巴的遠古，還是在人已經站起了數萬年的當今……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無所不吃；至於吞吃這些東西是否具有延長生命的作用，人們無心問津，隻要讓肚子裏裝進去東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饑餓迫使最低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變掉那層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態……
——（《冬天的往事——背纖行》）
與叢維熙所在的清河農場一樣，在張賢亮所在的農場，在每天僅有幾碗野菜湯份額的囚徒們之中，張賢亮發現第一個吃癩蛤蟆、第一個吃耗子、第一個吃蜥蜴、第一個吃在幹枯的水坑裏死了多日的小魚、第一個吃據說是有毒的蘑菇的，並不是平日裏月黑風高去剪徑的強盜，總往瓜田李下鑽的青皮，全都是右派分子，在這方麵，知識分子也充分地表現了探索“科學”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