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點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書記廖誌高，該中央文件同時將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固追隨者”，從而點名打倒。
7月20日，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著名的“7·20”事件。武漢地區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被中央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認定為“保守組織”，認為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當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達這座濱江城市，對武漢軍區幹部施加壓力時，其態度激怒了“百萬雄師”的上百萬群眾，該組織舉行了一係列抗議示威活動，甚至與謝富治、王力發生了肢體衝突。
這一事件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全國報刊上進行了空前規模的討伐。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認定為這個事件的“策劃者”和“黑後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按照毛澤東確定的有關“7·20”事件的宣傳方針，當時報刊上連篇累牘的社論、文章都使用“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內稱：“我們一定能夠把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統統揪出來！”
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7年第12期，其社論題目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又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家夥還在垂死掙紮。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由此，1967年的夏天，隨著陽光如燒得晃眼的鐵水翻倒在天空，還有知了晝夜幾乎無休止的企圖抖去酷熱的嘶鳴，“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聲勢在全國被推向了高潮。
也在這前後，毛澤東將“支左”的希冀與重任，開始考慮放在與地方幾乎無甚瓜葛的野戰軍肩上。
幾個月後，在北京湛藍的天空下，中南海的花圃裏有了最初綻開的菊花，而毛澤東也感覺對全國的局勢可以大氣長舒時，他對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說：經過這樣大的衝擊，軍隊還是好的。有的人武部，部分軍分區，還有些獨立師，就不太好。野戰軍好，空軍好，海軍好，北京衛戍區部隊好……（董保存《百戰將星——楊成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