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兩報一刊”（筆者注：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共同刊布的元旦社論裏，用顯著的黑體字標明了偉大領袖最近的一段指示，事後聽說這是上年12月26日他在祝賀他的74歲壽辰宴席上對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一班要員們說的：開展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
這一年，和一個口號結下了不解之緣。“揪軍內一小撮”及其類似提法，在一係列中央文件、首長講話和“兩報一刊”的社論中頻頻出現。這個得到毛澤東肯定的口號，大約深藏著他對軍隊某些領導人的不滿。
軍隊是他締造的，長時間裏也是他指向哪裏，軍隊便打到哪裏。有一支紅彤彤的威武之師緊緊跟在後麵，無論是四海翻騰，和美帝、蘇修鬥法，還是風雷激蕩，昔日與彭德懷分手，日後與林彪反目，他都有“挾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誰乎”之勢。經過1966年八、九月後的一輪“炮打司令部”下來，全國各地各級黨政機關多半處於癱瘓狀態。正是毛澤東本人於1967年1月下令動用軍隊“支左”，讓軍隊接管各級政權以恢複國家機器的運轉，尤其是對公安、法院、監獄等重要的國家機器組成部分實行軍管，以保證他對天下局勢的控製。毛澤東沒有料到，“支左”後出現的局麵卻是——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軍隊曆來深受“階級鬥爭”教育的砥磨，其成員普遍享有“紅五類”出身的光榮與自豪。又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在政治上服從當地黨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軍隊的某些大小諸侯已與地方的官員形成一個共枯榮同進退的利益集團。在這些諸侯看來，由幹部子弟、黨團骨幹、勞動模範與武裝民兵為主組成的群眾團體反對“炮打司令部”（世稱“保守派”），當然是他們應當支持的“左派”，而敢於“炮打司令部”、挑戰軍管權力的群眾團體（世稱“造反派”，其成員多是普通工人、城市貧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其中一些人出身於“麻五類”和“黑五類”。“黑五類”眾所周知，“麻五類”大約是指中農、小土地出租、職員等一類不紅不黑的出身）無疑後腦勺上有一塊反骨，因此，一些地方的軍隊領導人紛紛將後者打成“反革命”，當發生了後者或真或假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件時，他們又毫不猶豫地下令抓捕，乃至開槍鎮壓，從而發生了一係列血案。
這顯然與毛澤東的初衷大不合。如同打天下要依靠農民，發動“文革”得先放出關在課堂裏嗷嗷叫的學生，要搬走從中央到地方的睡在革命者身邊的赫魯曉夫，則必須有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造反者——他是一位嫻熟地揣摩並調度中國人心理的大師。在他眼裏，軍隊中的某些人正借“支左”之名，行阻擋“文革”巨輪滾滾向前之實。他老人家無比震怒了——
3月24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該中央文件稱，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誌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最後宣布“趙永夫隔離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