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怎樣變成“偽革命”的
老子日：“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後，必有凶年。”
也是大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軍，浩猛地邁人中國之後，果然是板上釘釘的凶年。
1966年8月，被稱為“紅八月”，其出處，約是大部分由高幹子弟組成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兩城區分隊”（簡稱“西糾”），在北京六中後院他們自設的“勞改所”的牆上，用血和紅漆寫了“紅色恐怖萬歲”六個大字……
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內有“群眾打死人，我不讚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次日起，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8月27日至9月1日的六天裏，該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遭滿門抄斬的有22戶。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有38天。（見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1998年第9期《北京文學》。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
1967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廣西平南縣大安、大新、寺麵等公社，先後成立“貧下中農法庭”，武林、新儒、同德、大中、岑風、寺麵等地，先後殺死地、富或其家屬等12人。次年，4月初至5月上旬，城廂公社分別在羅新、上渡、平田、大成，舉行階級鬥爭大會，向“階級敵人”發動總攻，打死6人，重傷30多人，並作為經驗向全縣傳播。8月11日-13日，附城、西山、甘蓮大隊，連日把人押到縣城西街口，當眾打死，屍體丟下兩江，無人過問。8月下旬，大新大隊實行“群眾專政”，確定專政對象名單後，即分片開會鬥爭，1人當場打死，9人會後押去路邊橋上打死……（見《廣兩平南縣誌·卷首篇》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儼然退回到蒙昧時代以獵取異族的腦袋為最大樂事的原始氏族，光天化日之下，大批的“階級敵人”被活殺熟食——
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教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
江西省瑞金，有一間小理發店，店裏有三個師傅。兩個師傅出身於“紅五類”，一個師傅出身於“黑五類”。（“紅五類”，是指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貧農。“黑五類”即是“文革”前的“五類分子”。又有“黑七類”的說法，即在“黑五類”後加上“走資派”和資本家。“紅”“黑”之間的出身，如教師、店員、職員、中農、下中農……一度被叫做“麻五類”。）
兩個“紅五類”成立了一個“革命群眾法庭”，搖起語錄本，向另一個“黑五類”宣布，鑒於你父親的剝削階級罪行，多年來你又抗拒改造……我們現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將後者殺了後，鄭重其事地在店門口貼了公告，以示公事公辦。一個公社，集中起部分“三查對象”，押他們去山上挖樹坑，直徑多少，洞深多少，均有嚴格要求。坑挖好後，又拖下山，再叫名字，叫到誰，誰一個人上去，到了洞邊，一頓鐵鋤砸死，埋進坑內了事。叫完一遍名字的結果，所有的洞坑裏，不是栽了樹，而是栽了人。事後，該公社負責人，將此總結為“三查”運動的一條“活學活用”經驗，即毛主席教導說：“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這是叫階級敵人自掘墳墓……（拙作《中國的眸子》1989年第3期《當代》）
為禍持久、劇烈，蓄意進行“出身滅絕”，已形成大規模風潮並震驚了中央的，是湖南省道縣，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六十六天裏，殺人風潮遍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受害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