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道縣殺人風潮的影響，道縣所在的零陵地區的其他十個縣市，均出現濫殺現象，非正常死亡達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此外，致殘致傷者2146人。在死者裏，“四類分子”3756人，“四類分子”子弟4057人，兩者相加占到了總數的85%。其中，未成年者826人。被殺者裏，最大的年齡為78歲，最小的僅有10天。事後經查，對殺人負有直接責任者，達到了一萬四千餘人！（見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
像此類的個案，是不會收進地方誌的。
華東師範大學是國內地方誌收藏較多的一個高校，新世紀初，我在該校圖書館裏翻閱了幾十部省、地、縣的地方誌，它們大多出版於九十年代的初中期。在涉及到“文革”內容的這一節上，基本上都是蜻蜓點水。有熟悉情況的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中後期，這些地方誌，在正式出版前，都有一個用於征求意見的內部本，在上麵能讀到一些堪稱是史料而不僅僅是數據的東西。但意見征求下來的結果，被要求刪去的，多是前者。
於是，正式文本裏，有關事件是這樣表述的——
1968年4月，全縣“造反派聯合組織”大聯委“舉行遊鬥大會，500餘名化醜裝的”三查“對象，和老”牛鬼蛇神“未摘帽的地富反壞分子），在4000名”造反派“的押解下，邊遊行邊接受才比鬥……尤以9月12日至10月19日搞大範圍的所謂”群眾專政，非法殺害202人，駭人聽聞。
——（《瑞金縣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1969年12月，縣革委人保組成立“清隊”辦公室，區、社組織“群眾專政大軍”，各單位設立專案組，層層舉辦學習班，清理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現行反革命等“九種人”。
——（四川《達縣誌》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1968年7月下旬，縣革委召開6000人的誓師大會，部署清理“階級隊伍”，兩個月時間，共揪鬥4995人，製造了一批冤假錯案。其中，紅旗公社揭批“幸福黨”，至7月，懷疑對象941人，其中非發關押126人，吊打182人，致死4人，致殘6人……
一一（河南《新野縣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1968年6月，成立“群眾專政指揮部”，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層層揪鬥“牛鬼蛇神”，私設公堂，刑訊逼供，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全縣迫害致死340人，致殘130人。
——（遼寧《岫岩縣誌》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文革”十年，將對“五類分子”作為階級鬥爭目標、對其子女實行社會性歧視的畸形政治生態，推到了極其荒蠻、極其悲慘的境地。
後人大概將永遠無法知道，“文革”中，有多少“五類分子”死於非命，多少“五類分子”子女，因額頭上刻下了無形卻深深的“紅字”而遭迫害而死。即使熬過了這場浩劫，也不過是嚴冬的原野上藏身於洞穴的螻蟻，不見一點希望的光亮，在內心永恒的暗夜中苟延殘喘，無聲無息……
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及其子弟的命運，肯定更淒涼於他們在城市的同類的命運，這是因為在農村這一畸形的政治生態有著更多的現實利益的支撐——
政治上，雖然在城鄉，階級鬥爭理論都必須永遠有一個對立麵，以保持其活力，但在很大程度上，階級鬥爭出於想象所必須的想象力，階級敵人出於塑造所必須的塑造力，鄉村的人們永遠趕不上城市。
社會生活相對狹小、單調，文化水準普遍低下的鄉村，很難收獲“叛徒”、“特務”、“走資派”，更罕有反革命的“爬蟲”、“黑手”、“遊魚”……鄉村的人們，大抵愚公移山般執著地鬥爭地主、富農，也像愚公一樣老的死了，再鬥小的，或是小的接著鬥，一代代地鬥下去，不啻於農民畢生吃牢了腳下的這塊土地。不管是“四清”，還是“文革”，“批林”還是“批鄧”，隻要是以大批判開路，鄉村集會的第一個節目，總是一句聲震屋瓦：“將地主分子某某、富農分子某某帶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