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3日3時至6時22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周總理等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這次接見中，程世清首次登場。
8月9日，駐河南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在北京的京西賓館舉行。程世清告訴參加會議的駐洛陽某軍事院校校長杜甫卿，他去江西“組閣”是周總理授權的，他邀原是第二十六軍下屬的77師師長的杜一起去江西，任省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隻要杜本人同意就行。他並通知杜，經中央軍委批準，要從該校抽調二十名幹部去江西支左。
談完話後，杜甫卿即打電話給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後者表示，二十名幹部可以遵命放行，但勸他本人千萬不能去。用了“千萬”二字，口氣如此斬釘截鐵，是楊得誌對軍隊去江西“支左”的前景將會是一片深陷難拔的泥潭已有預感，還是出於他對程世清此人的洞察，杜去了將難以和程共事？
杜校長決定不去江西。但當晚，他陪同我與1、明到程世清的房間去見程。程希望我們倆都去江西支左。我是南方人，當場表態一定去。卜明是北方人，又最怕熱，隻是說，考慮考慮。（汝其《支左日記》《天涯》1999年第一期）
8月13日淩晨，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周恩來、陳伯達、肖華、姚文元等中央首長，第八次接見了江西四方代表全體來京人員，共1300餘人。接見時在座的還有程世清、楊棟梁。接見時，周總理宣讀並解釋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
一、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在南昌，軍分區某些人給保守派（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總站，簡稱“聯絡總站”）發了大批槍彈，打死打傷了大批革命造反派（省“大聯籌”）。在贛州，軍分區個別領導人支持了保守派，對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進行了武裝鎮壓。為此，中央決定改組江西省軍區，任命程世清為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楊棟梁為江西省軍區司令員，並調溫道宏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等應對所犯錯誤作認真的檢查。
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部隊將陸續進駐江西各地。中央號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進駐江西的“支左”部隊。軍區及軍分區廣大指戰員，要主動地同進駐江西的兄弟部隊緊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壞人挑動宗派情緒，挑動部隊之間的鬥爭、製造事件的陰謀。
三、中央決定由程世清、楊棟梁、陳昌奉（筆者注：陳為長年駐南昌的獨立師即6797部隊師長，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不知是他寫的，還是請筆杆子代勞的，他因《跟隨毛主席長征》一書，一度在全國蜚聲遐邇）、萬裏浪（筆者注：“省大聯籌”主任，江西省內最大的軍用航空工業企業、原代號為“320”廠的洪都機械廠工人，“文革”前在江西省內是頗有名氣的工人詩人）、劉瑞森、黃先（劉為原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黃為副省長）等人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筆者注：這三方為：解放軍代表，能及時“亮相”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幹部”，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即“造反派”頭頭），組成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領導全省的“抓革命，促生產”。
四、鬥爭的大方向是把矛頭對準中國的赫魯曉夫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對準省內方誌純等走資派。隨後幾天裏，濟南部隊、廣州部隊進駐南昌、贛州、吉安、撫州地區。屬於濟南部隊的是第二十六軍6011師。據說，當時全國有十大值班師，所謂值班師的要求是，一旦國內外發生危情亂象，一個星期之內，部隊能夠在到達全國範圍內的任何一個指定位置。作為北方甲種師，6011部隊是其中之一，該師有18000兵員。除了一個坦克團未動外，6011是師部，6012、6013、6014三個步兵團，6015為炮團，全部隨程世清來江西“支左”。屬於廣州部隊的是第五十五軍121師，該軍的前身是解放戰爭中陳明仁的起義部隊。駐福建南平的第二十軍60師曾一度進駐上饒，不知什麼原因，不久就退回去了。周恩來顯然很注意赴江西“支左”部隊的協調與團結，每次他打電話來，都委托程世清問兩個師好。
8月19日，在洛陽某軍事院校，抽調十部去江西“支左”的第一原則，是報名幹部自己得是“革命左派”。擔任校“紅色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之一的卜明，當然是“左派”，他考慮的結果，還是決定去江西大幹一場。有些幹部因為站錯了隊而不能報名。結果，15名幹部報了名，其中團級2人，營級2人，連級5人，排級6人。為了湊夠數，又增加了4名戰士。有3名穿便衣的職工願意去，當即辦理參軍手續，發給軍裝。
次日早上，這二十二人由洛陽乘火車到鄭州。“江西的兩派群眾組織都擁有槍支，武鬥很厲害。我們去支左，就像上前線一樣。得有犧牲的準備。一想到這，在火車站告別的時候，有人率先掉下了眼淚。這一下把大家感情的閘門都打開了，幾十個送行的戰友、家屬和我們哭成一片。”男兒有淚不輕彈，看著幾十個解放軍的幹部痛哭流涕，周圍的群眾無不為之動容。（《支左日記》）
下午三點半到達鄭州。本打算從鄭州坐民航飛機到南昌，到民航一打聽，鄭州到南昌沒有航班，上海到南昌有航班。領隊的卜明決定乘晚上的火車去上海。臨行前，去河南省軍區“支左”辦公室，請開一張到上海購買機票的介紹信。恰逢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他當即說：“你們不要從上海走，我請空軍派飛機，直接從鄭州把你們送到南昌。”
8月23日上午十一點，經周總理批準，從開封空軍調一架軍用飛機到鄭州，將卜明一行送往南昌。飛機於下午三點起飛。六點半到達距南昌30公裏的向塘機場。
江西省軍區派來一輛敞篷車迎接。見這批河南來的同誌不少人腰間挎著手槍，江西的同誌說：“還是把這玩意兒都放在挎包裏吧，否則會有遭圍攻和搶劫的危險。”
“軍人帶槍還有危險？”一位戰士不由得地說了一句。
汝其在當天及次日的日記裏寫道——
沿途不斷聽到零星的槍聲。紅衛兵駕駛的吉普車在街上飛馳，車門兩邊，站著手執衝鋒槍、戴著紅袖章的年輕人……雖然已經過了“三伏”，但氣候仍十分炎熱。熱得沒有辦法睡覺，晚上隻得到辦公樓頂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見平台中央沒有人，就把席子往中央一鋪。別人忙製止說，中央不能睡，太危險。前幾天晚上飛來流彈，差一點把睡在中央的人打傷。我隻得在靠牆邊找一塊空地鋪下席子。屋頂上雖然涼快，但鋪底下太熱。過了半夜，熱氣才能散盡。這裏形勢的嚴峻遠遠超過了我們來以前的想象。我們到了一個籠罩著濃厚的戰爭氣氛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