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南昌市工人武裝指揮部成立，這是程世清在全國獨具特色的創舉。
南昌工人武裝指揮部，簡稱“工武部”。在下麵各區都有分部，整個“工武部”有幾千條槍。總指揮叫蔡鬆齡，原是江西造紙廠工人造反組織負責人。“工武”戰士們頭戴八角帽，身穿藍工作服，腳踏解放鞋，手捧紅寶書，握著衝鋒槍，或是扛起上了刺刀的半自動步槍，行進在街上威風凜凜，讓一切階級敵人聞風先逃，嚇得三魂掉了兩魂，又讓自己還拽著父母妻兒一塊兒進了紅色保險箱。當許多找彈藥“炮打”別人，或者在被“炮打”的火網中得以逃脫的官員們都在絞盡腦汁，想繃一身軍裝在身上，在連街上的小流氓們最熱衷於打劫的也不過是區區一頂軍帽的日子，能夠加入“工武部”，當然是當時南昌許多工廠裏年輕人的夢想……
10月7日，“喇叭裏反複播放‘特大喜訊’，毛主席表揚江西的工作搞得好。到外麵一看，到處刷上了大標語，還散發傳單：特大喜訊：吳法憲同誌給省革籌小組來電：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五個省和一個市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傳達江西問題時，說江西搞得很好，應該表揚。吳法憲同誌向省革籌小組表示熱烈祝賀！”（《支左日記》）
11月15日，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和省“大聯籌”聯合召開會議。主旨是搞好革命大聯合，為省革委會的成立作好思想、組織準備。會議由萬裏浪主持。
程世清首先說：6011部隊剛來江西時，我們出門不敢坐汽車，飛機還要飛高一點，要不然子彈可能打過來……公路、鐵路、水路也不通。江西造反派和紅衛兵經曆了多次屠殺圍攻，很多同誌犧牲了……我們聽了非常難過。6011部隊原準備用槍炮幹它半年，哪知一個月就轉變了，在8月中旬至9月中旬，全省保守勢力由動搖到全部瓦解，造反派由政治上的優勢發展到組織上的優勢，以省“大聯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快控製了全省局麵，毛主席的聲音迅速傳播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現在江西形勢大好，而且亂得最厲害的地方現在最好，如撫州、贛州。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思想的威力，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威力……
說到這裏，程政委很是激動，不禁跳起來呼口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致敬！”……
程世清顯然是個感情豐富的人，也是在一次作報告時，他澎湃地喊出了老紅衛兵式的口號：我們一定要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捅到華盛頓，插到莫斯科，插到台灣，插遍全世界！
頓時，與會者們熱烈地呼應起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向解放軍學習，致敬！”“向程政委學習，致敬！”……
這景象有些像炮打“阿莢樂爾號”巡洋艦的前夜的斯莫爾尼宮，被普通的工人、農民，還有士兵們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在列寧閃電般鮮亮的目光與他閃電般激越的手勢裏，熱烈地翹首著一個新生的政權在天亮後誕生！
12月3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8)1號文件，批複了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組成。
中央同意省革命委員會擬由149名委員組成，其中工人代表39名，占百分之二十六，貧下中農代表20名，占百分之十三，軍隊代表20名，占百分之十三，紅衛兵代表30名，占百分之二十一，革命領導幹部代表23名，占百分之十五，其他係統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十名，占百分之七……
中央同意在委員中指定程世清、楊棟梁、劉瑞森、文道宏、陳昌奉、黃先、劉瑞森、郭光洲、丁士采（福州軍區步兵學校政委）、於厚德（121師政委）、於德馨（南昌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等，及萬裏浪、蔡鬆齡、塗烈（工人，省“大聯籌”常委，江西拖拉機廠革委會主任）、陳全生（江西師範學院井岡山紅衛兵負責人，省“大聯籌”常委）、周升炬（江西省團校學生，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負責人）、蔡方根（江西工學院學生，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負責人）、張行陽（南昌二中學生，南昌中學紅衛兵負責人）等，共二十六人為省革命委員會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程世清任主任。
1月16日，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程世清任組長。
5日，在一份代表二千二百萬井岡山兒女給中央的致敬電裏，至今能讓世人留下印象的大約隻是兩句話：“井岡山道路通天下，毛澤東思想照全球！”當年，這鮮紅的十四個字，以巨大的麵積與體重，聳立在井岡山葳蕤的主峰上，表達了一個頭角崢嶸、血脈賁張的中國要行走於世界的形象。
當日在南昌舉行了盛大的遊行。149名省革命委員會委員，作為第一方陣走在隊伍的前麵。作為南昌七中紅衛兵代表的東澄宇（筆者注：原名章榮達，與當年許多青年一樣，為了表示跟著偉大領袖幹一輩子革命的決心，或為著表達與“反動”家庭決裂的立場，如秋風中疾落的黃葉，他們紛紛改去名字，這是“文革”初期的又一社會時尚）也是省革命委員會委員。他走在這個方陣中的第三排，他注意到，程政委走在第一排，楊司令員走在第二排。
省革委（原省委）的後門就是七中。程政委赴贛不久就來七中看了，程當時緊緊地握著東澄宇的手，那雙手又大又軟又暖和，這名高二的學生有冬日裏全身靠近一個爐膛的感覺。現在這感覺更加強烈，似乎不但是自己，連程政委、楊司令員，和這一百多位委員都投進了一個大爐膛裏，而後澆注成統一的臂膀，統一的步伐，統一的節律，以巴黎公社的陣營，向著一個無限壯麗無限美好的目標前進……
“文革”史，其實就是一部吊詭史。
那十年中如果多少事情、事件不吊詭，那“文革”就不是發生在中國。
東澄宇不會想到，僅僅過了四個月，他便成了新生紅色政權的階下之囚。
遊行隊伍中意氣風發的造反派們也難料到，隨著省革委會的成立，建國後政治天空上如UFO一樣罕見的一個口號“造反有理”，連同他們的一場精神盛宴即將結束。
所謂的“新生的紅色政權”即“革命委員會”權力機構的建立，在中國意味著兩件事的發生：一是自1949年建國以來直至1966年底，始終處於掌權地位的大批省級及省以下的“老幹部”們，被剝奪了他們手中的權力。二、軍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權力達到了高峰。在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中，軍人不但起主導作用，“革委會”的第一把手也基本都是由軍人擔任。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亞、湖北省的曾思玉、劉豐、浙江省的南萍等人。